英国学者爱德华·吉本曾有一个有趣的论断：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写的《古兰经》里没有“骆驼”，这并非意味着穆罕默德没有阿拉伯的民族特质，反倒能够证明，他的民族特质早已内化入骨，实在无需借助“骆驼”一词，即通过刻意的遣词造句来渲染和造势，如若不然，《古兰经》也不足以被阿拉伯人奉为经典。
历史关怀在大作家那里从来不会缺席，发展到如今也具备了多种表现形态，除了不见“骆驼”式的化于无形，常见的还有借古说今、历史叙事等更为直接的表达方法，譬如普希金、惠特曼、鲁迅、茅盾等的创作，便都是在明显而且直接的民族和历史书写中走向成熟的。然而，民族历史这个被以往作家视为精神依托和创作使命的存在，已经不太能够吸引Z世代创作者的目光。
考察“骆驼”到底去哪儿了，以及是否内化在Z世代的写作之中，需要对这一代人的写作方式、风格和策略进行仔细考察。大体上，Z世代文学中频现的写作策略有两种：一是时空跳转的游戏，二是词与物的碰撞。
在一部文学作品、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学世界中，有关时间、空间的书写无疑构成了其中的重要部分。具体到Z世代的文学世界里，不仅存在各色各样的时空体系，包括现世和往世、此岸和彼岸、人间和异界，还有平行时空、网游时空、二次元时空、数字虚拟时空（元宇宙）等等，而且各个时空常常处于相互间随意切换、跳转的状态，好似一同进行着某项奇异的自由游戏。正如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小说——特别是主打时空超越的玄幻类、科幻类小说——在这方面可谓独领风骚，好比出自“95后”网络小说家枯玄之手的《修真界唯一锦鲤》《废土修真的日常》，单是题目便给人以瞬间穿越的直观感受。除了小说，Ｚ世代诗歌也对时空跳转之法运用自如。诗人桉予名为《元宇宙》的小诗，其中写道：“整个大草原/都在谈/虚拟/和现实/本来/它们之间/就没有/界限/唯有/不允许/WEB3的/小草原/才是/最不真实的”。桉予说，“诗歌就是一种古老的元宇宙技术”。凭借此技术，她笔下的“草原”和“WEB3”、“虚拟和现实”于是能够自行打破固有“界限”，从而获得既可以保持相对独立、又可随时交互叠合的能力。相似地，在另一位诗人那里，网游、神话与现实时空同样消解了彼此之间的边界，无条件地贯通起来、连成一体：“风从五脏六腑中吹出来/冻住了晃动的时空/那天地翻覆的一声巨响//天下的悲欢与血/在火里熔炼出一朵金莲花”（吉云飞《不周山》）。另外有些时候，时空转换则是借助于人的力量实现的，譬如借助于腹中胎儿的想象：“四处锣鼓喧天，这不是喜悦之地/我还未走入人世/待会儿落地的哭声，根本不能作数//那些祝我今生幸福的/锡箔纸上金玫瑰，只字不提我的来处”（楚茗《锡箔纸上金玫瑰》）。在这里，“我”由胎儿变为婴儿、从“腹中”进入“人世”，一场时空穿越之旅便完成了。
这些诗歌向读者描述时空关系的同时，也表露了它们的另一共性：词与物之间的碰撞。更确切地讲，写作者为了达到特定的修辞学效果，不吝于在同一事物上连续性地变换语词，包括刻意制造词与物、词与词间的矛盾。以楚茗的诗为例，诗中先是以“不是喜悦之地”表明胎儿不愿降生，接着用“锡箔纸上金玫瑰”这一华丽的语词指明旁人对于新生命诞生的欢喜。前后措辞上的反差赋予婴儿降生这事以强烈的吊诡意味，也相应地增加了诗歌的讽刺效果。青年诗人张朗则将注意力集中在一只普通的酒杯上：“昨天，朋友笑我扬言戒酒的假言/我说，无非是不想和自己过不去，也无非是/不想和这世界就这样过得去/酒杯里，酒面微微倾斜着。它上接虚无/它里面，是一个倒立的世界”（张朗《酒杯》）。作者接连道出了“扬言”和“假言”、“戒酒”与不戒、“过得去”和“过不去”、“我”与“世界”、“虚无”和实有、直立与“倒立”这一系列矛盾，本质上应是想用缠绕的语词来营造某种了然无序的诗歌情境。再如渡澜的中篇小说《三丹姐姐的羽毛》，此文更是将把玩语词一事贯穿于始终，一度陷入拘文牵义的危险：“三丹姐姐有着凶猛的家庭感情”，“扎那思念姐姐的痛苦心情，已经精致考究得无法被他自己所忍受”。显而易见，“感情”之“凶猛”、“心情”之“精致考究”的确违背了汉语的表达习惯，而这或许为作者力求悖谬的结果。
对于这一代人的写作而言，时空跳转隐含着创作者思维活动的不断跳跃，语词游戏则反映了创作者为薄物细故重新命名、赋形的强烈意图，因而两种策略实有同样的指向，即一种疏离既定事物和宏大命题的心理惯性。既定事物和宏大命题大多数时候无法获得Z世代文学世界中的核心位置，只不过是一个推进创作本身的普通环节。因而，在Z世代眼里，素以历史写照著称的《清明上河图》也褪去了往常的社会历史“旧装”，换上了时兴的网络“新衣”：“天灯有玻璃和熔岩的构造，/浮动在云杉画舫推开的窗格，/几枚闲棋子敲落汴京这颗流星，/五百元月租的服务器储存千秋梦”（王子瓜《入图——观游戏〈我的世界〉中复刻〈清明上河图〉有感》）。
根据这种有限的观察，也可以说，历史及其凝聚的民族性在Z世代的文学世界中并没有被完全和彻底地剔除出去，却也不像未提“骆驼”那样，得到了某种内化且深刻的表达。作为一个旧有的宏大命题，历史与民族在他们的写作中边缘化地存在而不自我显形。这种情形诚然映现着Z世代文学的独特气质，但正如前文所提，民族历史担当系古今中外许多大作家的共同思想经验，在“面临巨大历史转型”的当下时代里，民族历史书写或许会显得格外有价值和意义，不啻为Ｚ世代写作者们今后努力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