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历史，美术创作与国家发展的脉搏共振、与时代进程共鸣，推动开展造型艺术学科回应时代主题、将艺术创作的本体规律与国家社会的主题紧密结合，是新世纪以来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学术文脉。对于建党主题美术创作，新中国历史上曾开展过多次革命历史画的创作与研讨，在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层面形成了相当丰厚的传统。进入新时代，美术家们深入体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内涵，以艺术的视角为历史、为时代造型。

以中央美术学院参加建党百年美术创作工程的作品为例，从《九一八事变》《曙光就在前面——方志敏烈士就义》《狼牙山五壮士》《信念：献给西路军女战士》《转战陕北》《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大国姿态登上国际舞台——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梨园代代传》《三线建设》《东方红》《天堑通途——南京长江大桥》《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国科学大会》《宝钢建设》《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出征》《时代楷模张富清》，到形象展现新时代的篇章，包括《总书记与少先队员在一起》《巍巍秦岭》《科教兴国战略》《载梦之舟》《一带一路》《高度：5G雄安》《笑迎五洲客》等画面，真正用美术作品定格了建党百年历史瞬间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形象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矢志践行的初心使命和筚路蓝缕的奠基伟业。

历史地看，从“革命历史画”到“主题性美术”的历史叙事脉络贯穿着如何表达、描绘和建构中国形象的问题，尤其是如何认识在国家创作工程主导推动下产生的一大批革命历史和现实题材美术作品的价值意义。其中，重要的是从艺术本体语言层面追寻“主题性美术”与中国形象塑造、民族精神建构的关联，这是身处当下历史语境中的艺术家和理论家所要思考和实践的时代课题。

从“革命历史画”到“主题性美术”：以关键词为视角的历史叙事

“主题性美术”所关涉的核心审美命题，是20世纪中国步入现代化国家行列所必须要正视的问题。就弘扬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国家形象而言，新中国美术历史上的“革命历史画”在题材内容和风格手法上，具有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典型“范式”意义。就“革命历史画”而言，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新生事物。作为历史画的一种特殊样式，它的本质规定是由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这一外部理论赋予的。1950年1月11日，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在上海邀集美术家座谈国立革命博物馆展品创作事宜，规定全国美术工作者“根据中国革命的四个时期：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进行创作，这里的“四个时期”就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为依据的。尔后在南京成立的“革命历史画创作委员会”向全国美术界下达绘制革命历史画的任务，由此产生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革命历史画经典。其性质亦得到了明确规定，其价值指向和历史内涵就在于反映和表现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历史。

以1950年成立的“中央美术学院研究部”为例，研究部在成立之初即承担着1950年两项国家级的美术创作工程任务：一是由文化部艺术局与全国美协组织的苏联“中国艺术展览会”创作运动；二是1950年的全国美展。某种程度上，研究部正是应这两项国家重要美术工程任务的迫切需求而成立的，或者说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熟知的很多革命历史画名作，如徐悲鸿《人民慰问红军》、王式廓《井冈山会师》、戴泽《和平签名》、胡一川《开镣》、董希文《强渡大渡河》等，都是在50年代国家创作工程的推动下产生的。这里，“革命历史画”作为新中国美术的重要类型，自身构成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叙事系统。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美术创作的历史语境，由国家和政府层面发起并推动的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与中国步入现代民族国家行列、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紧密相关。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将民族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呈现或需求的价值理想，转化成绘画性的视觉形象。这不仅是一个特定的创作任务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型塑整整一代人的视觉观念、价值与理想。

国家创作工程与中国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当代性”重建

新世纪以来，受国家创作工程引导和规约的“主题性美术”的当代性意义，主要表现在它对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探索与艺术创造上。在创造性的转化过程中，必然关涉到如何描绘、表达和建构“中国形象”的问题。

作为国内美术界近些年探讨最多的话题之一，艺术的当代性问题在界定上充满争议。一种占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对其“当代性”的实现往往是通过对绘画在视觉艺术中传统优势的挑战来完成的。巫鸿所著《作品与展场》从若干个案入手，归纳总结出中国当代艺术的五个特点：1.颠覆绘画、颠覆现有艺术类别与媒材；2.当代艺术题材（废墟的表现、隐匿个性的自画像、自嘲等）；3.视觉的自发性（非理性、视觉性）；4.社会环境因素的内化；5.和中国人的历史经验、记忆与身份相关的全球化反应。这五个方面实质上是作者对“八五新潮”以来中国前卫艺术在艺术思维与表现手段上创新的总体观察。如果以之为标准来判断和把握艺术的当代性，那就非常容易把“当代性”看作是艺术家个体经验或个人化叙事的介质，从而忽略了个体叙事之外的受国家创作工程引导和规约的“主题性美术”的“当代性”意义。

就此而言，范迪安在《文化资源与语言转换》一文中谈到，当今中国已被置于世界文化的共时性状态之中。今日中国的国力已促使中国艺术家的民族国家意识高涨，因此更需要“重视本土文化的价值，在弘通西方艺术精要的基础上复归本宗，开创当代‘中国艺术’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态势”。探讨新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当代性问题，其要义在于梳理、认知与重建国家创作工程主导下的主题性美术创作与“本土文化”的“价值”、精神意义以及国家形象塑造的关系。重构当代性，意味着要通过国家层面推动和支持的“主题性美术”营造一套新的叙事系统、话语系统和意义系统。

在当代中国，一方面，“主题性美术”的创作实践离不开国家工程的强有力推动；另一方面，国家工程的设计、组创及其独特的运行机制，又是在具体美术作品的创作指导、价值规范过程中不断完善的，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由国家创作工程推动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实践，包括文旅部艺术司2017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国美术馆等单位组织实施的“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研究班”，最重要的是要将民族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呈现或需求的价值理想，转化成绘画性的视觉形象。在创造性的转化过程中，必然关涉到“主题性美术”的两个核心审美命题：一是如何架构一种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匹配的视觉叙事模式；二是如何以一种当代视野的自觉，实现基于个体生命体验的民族国家历史与现实的审美创造。

重识“主题性美术”与“民族国家”这一宏大主题的关系

就新世纪以来国家创作工程推动下的中国当代主题性美术的价值意义而言，需要明确的是“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语境，它是我们重识“主题性美术”与“民族国家”这一宏大主题的关系的大前提。笔者的观点是，改革开放历史背景下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在历史逻辑上构成一个独立的论述空间或研究范畴，这一时期各种艺术潮流的发生、发展及演变都必须放在这个大的论述空间中加以认识。为了配合“国家重大现实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启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高等艺术院校相继成立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机构，这些举措都内在于“改革开放”这一项正在进行的国家系统工程的论述空间中。

描绘、表达和建构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仍然是个问题。从新时期尤其是新时代以“创研班”模式推动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的开展来看，以重大历史和现实题材为载体、全面动员艺术家描绘与建构一个“新”的“中国形象”的国家主题性美术，它们在根本上都是要架构一种与社会、时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需求相匹配的视觉叙事模式，以此指向更宏大的民族国家文化定位问题。在这里，“民族国家”是一个召唤结构，同时，又是一个有待重识的问题，需要我们将作品置于它发生当时的直接语境之中，反观那些具有明确主题指向性和意识形态规定性的创作主题的建立与实践过程，后者直接关切到我们今天对主题性美术创作实践及其“当代性”价值的基本认知。

时至今日，如何认识“主题性美术”与“民族国家”“民族精神”这一宏大主题的关系，仍然是当下与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的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的重中之重。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