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遗弃》开始，战争的阴影一直贯穿着薛忆沩的小说创作，在他的文学地图中，战争小说无疑占据十分显耀的位置。薛忆沩对宏大的战争叙事并无兴趣，或许缘于父亲的从军经历，他更倾向于镌刻着个人、家族记忆的战争故事。在这些有关个人周遭际遇的战争故事中，厌战和反战的情绪从主人公的生活空间蔓延到想象世界，创伤与救赎成了他们日常的生命体验。

战争粉碎了个体对世界的安全感和控制感，在薛忆沩的战争小说中，作家通过人物的心理和精神刻画，展示了严重的战争创伤后遗症。《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中的创伤后遗症是“我外公”永久的“沉默”，当一个人经历巨大的创伤性事件，就会在心里形成语言的黑洞，创伤者的语言系统是向内收缩的，因为他不愿再次触及过去的伤痛记忆，同时由于伤痛过于巨大而变得难以言说，创伤者就像患了失语症找不到确切的语言，沉默一方面印证了创伤的存在，一方面也意味着对创伤的某种无声的抵抗。然而，沉默并不能消除战争创伤，它只是暂时压抑了创伤，这些被压抑的创伤会以幻觉等形式不断干扰创伤者的日常生活，这就是《老兵》中出现的创伤后遗症。幻觉是潜意识对创伤记忆的执著与再现，40年过去了，老排长一直活在过去的幻影中，幸存者的愧疚和恐惧使他无法从战争记忆中脱离，他总是看到昔日战场发生的灾难情景，对于他来说，那场战争根本没有结束。

与“幻觉”密切相关的一个创伤症候是“闪回”，心理学称之为“解离”。重复性闪回是压抑在潜意识的创伤突破了意识的防备，创伤者的意识不可控制地从现实中抽离而被过去的创伤场景占据，这种潜意识对意识的瞬间性取代打破了创伤主体的现实感，让他的生活变得幻影随行。在《那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战争》中，主人公永远忘不了班长牺牲时发出的一声惨叫，即便到了和平年代，班长牺牲那天的场景像幽灵一样缠绕着他的日常生活。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未被意识充分理解的战争创伤会悄无声息地传递到后代的潜意识中，后代的心理精神结构也会出现类似的创伤症候。《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中的作家在整理家史时也感染了上辈的创伤症候，出现失眠、情绪低落、思想不集中等症状，甚至气喘、疼痛，他认为这段创伤家史对他的生命构成了威胁，从此不愿再谈及。

创伤需要救赎，叙述具有治疗创伤的作用，叙述是创伤的一种发泄与分享，可以利用他人、群体的共情作用缓解创伤。《铁匣子》中的幸存者每天晚上都要向晚辈讲述重复了无数次的战争故事，实际上他是在为战争创伤寻找一个出口。《通往天堂的那最后一段路程》中的怀特大夫在战争途中不断给前妻写信讲述自己的苦难经历，这些无法寄出的信对他而言不过是一种宣泄创伤的机会，只有在写信的时候他才能忘记战争的恐惧和厌恶。《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中沉默多年的“我外公”，在生命将尽的时刻终于向家人敞开心扉讲述50年前的创伤经历，当他讲完所有的故事，心中一切的恐惧似乎都消失了。叙述作为治疗创伤的方式，除了面向他人，还可以面向自己，比如忏悔与哀悼。忏悔与哀悼是一种内心的叙述，创伤者可以通过与自我的对话达成与过去的和解，这便是《广州暴乱》中的明朝总督自我救赎的方式，总督一生无法忘怀在那场虚晃一枪的战事中犯下的罪行，最后他通过忏悔和哀悼克服了绝望的恐惧，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在薛忆沩的战争小说中，创伤者自我救赎的方式还有信念、爱和艺术。《铁匣子》中那个神秘的从未打开的“铁匣子”实际上是老兵活下去的信念，铁匣子是信心和希望的象征，当他发现铁匣子并没有宝物就立刻断了气，因为他的信念崩塌了。物质带来的信念感太过于脆弱，唯有爱才能产生最坚固的信念。在《通往天堂的那最后一段路程》中，怀特大夫说，虽然战争让他掉进地狱的深渊，但是爱将他从恐惧、痛苦和死亡的阴影中拯救出来。除了前妻和战友的爱，拯救怀特大夫的还有艺术。

创伤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当个人、集体遭遇战争的创伤，文学可以成为联系彼此的纽带，通过记忆、再现、悲悼等方式参与过去的重建和创伤的疗愈。薛忆沩的战争小说特别关注战争的创伤体验，他用迷人的温柔情调和诗性语言构建了一个极其感性的历史空间，在那里，他满怀慈悲地凝眸历史，反思战争，抚慰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