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究竟好在哪里？是其长篇小说文本更好还是其电视剧文本更佳？周家人物众多，你是喜欢老大周秉义、老二周蓉还是老三周秉昆，或者郑娟？或许，我想说的是，这些问题相比下列问题来说似乎都显得不那么要紧了。《人世间》在眼下由于巨量公众自发地共同参与接受该作品并一致欣赏其优质品质的公共认同行为，已经拓展成为一个对于文艺创作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超级公共事件了。

《人世间》的这种公共化效应在当前有着双重必然性。一重必然性在于，它作为长篇小说获茅盾文学奖的事实，使得该作品已经不再只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成为一个公共事件的核心对象。中国长篇小说界的这个顶级奖，本身就预示着该作品的一种更高层次的公共性的确立，因为这可以让它因此而赢得数量更为庞大的读者群。另一重必然性在于，这部获茅奖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通过近乎全年龄段巨量观众的“破圈”式共情效应，创造了一个数量极其庞大的超级公共事件。我们知道，假如是在古代中国，好作品是可以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沉稳度的，完全可以像陶渊明、杜甫等那样在世时持续遭受知音难觅的冷遇而等待后世的慧眼追认。但在当前互联网或融媒体时代，在各种信息和文艺作品都数量巨大甚至过剩的情况下，假如好作品没有得到公众及时确认，就不仅难以产生应有影响，而且连今后获得追认的机会都可能丧失掉了。这个由文学和电视剧共同创造的跨门类文艺超级公共事件，让我产生了一点新感想，这就是：《人世间》已经不再只是一部普通的文艺作品，而一跃成为中国艺术公赏力建设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

《人世间》从长篇小说获奖到电视剧产生“破圈”效应，共同说明了一个事实：一个数量巨大的社会公众群业已接受、确认和欣赏它的公共美质，或者让它所创造出来的审美品质在巨量公众的共同接受中被公共化，从而成为当今时代公众审美鉴赏力共同青睐的对象。这种由巨量观众共同鉴赏和认可同一部文艺作品而生成的公共审美鉴赏力，正是我们所说的艺术公赏力。艺术公赏力恰是当前互联网时代观众在被无情地圈层化和无秩序地分离化后重新凝聚起公共审美力量的鲜明标志。在当代，像长篇小说和电视连续剧这样的大型文艺作品被创作出来，就是为了满足当代公众的公共鉴赏需要的。当其仅仅得到部分观众首肯而遭更大量观众冷遇时，其艺术公赏力显然呈现衰弱乏力状况。只有好作品才具有突破圈层化和分离化束缚而同时赢得巨量公众的能力，此时才可能有艺术公赏力的实现。

单就电视剧来说，一部像《人世间》这样能够直击当代中国家庭三代人半个世纪忧愁哀苦的电视连续剧，之所以能够产生出真正的艺术公赏力，显然与同一种公共集体记忆的即时唤醒和随处投射紧密相关。这部作品所叙述的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至2016年间江辽省吉春市同乐区光字片街道社区周志刚一家三代人的家族故事，本身能够让观众产生跨越空间差异、时间差异、代际差异、性别差异、阶层差异等诸多差异的公共审美体验，至少能够让巨量观众自己的情感、思绪、心态、趣味等或多或少地投射进去，实现公共记忆的同时打开、唤醒或投射。周志刚和李素华夫妇可以让老年观众产生认同感，周秉义、周蓉和周秉昆可以让中青年观众自发地共情，冯玥、周楠和周聪等则可以对位于青少年观众相应的岁月记忆。如果说，中国当代社会历史在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50年中有过断裂、分离、内乱、欢乐、喜悦、激动、迷惘等种种状况，那么，正是周家三代人所经历的那些充满人间况味的家族奋斗故事，可以激发起巨量观众的彼此虽有不同但又具备高度共同性或共通性的集体记忆和公共认同愿望。可见，作品本身具备艺术公赏质，是它产生艺术公赏力的美学基础。

进一步说，《人世间》的艺术公赏质的生成，固然可以从多方面去考察，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它找到了传承中国式现实主义文艺传统并让这种中国式现实主义范式走向成熟之境的独特路径。它没有沿着欧洲经典现实主义文艺的客观性、典型性和批判性的范式走到底，而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中国心性智慧去过滤或规范。这种中国传统心性智慧是一种突出主体的心的能动作用、强调德行修养的优先地位、标举真善交融、注重知行统一的哲学思想传统。其中固然可以有儒家的仁义之心、道家的天地之心和佛家的明心见性等不同思想体系的差异，但在突出主体心性的作用方面是一致的。正是由于这种中国式心性智慧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现实主义原则到了《人世间》的小说作者和电视剧作者们手上，原有的东西就发生了转化：首先，客观性追求被仁善之心浸染和润饰，使得周家的家族史故事无论有多少苦难，也都蕴含生活的辩证法，即不是简单地“卖惨”，而是可以展现主人公对抗苦难的坚韧意志的历程，而且最终还可以自如地向着幸福和安宁转化；其次，典型形象产生出古典文艺作品那种传神写照的丰厚余意，让观众对周秉义的刚正有为、周蓉的雅奇孤傲和周秉昆的憨实坚韧等性格作不同的品味；再次，尖锐的批判性或批评性可以被弱化为褒贬皆有，让人们无法说清自己对周蓉的态度是喜欢还是讨厌，因为总是两者交融在一起，难以分离。这样，《人世间》既是现实主义精神的胜利，又是中国式心性智慧的胜利，可以合起来说是中国式心性智慧与现实主义精神相结合而在美学范式上走向成熟的胜利。相信这种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美学范式的成熟可以给当前和今后的叙事类文艺创作带来宝贵的启示。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