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水长篇小说《九龙山·龙吟河》（以下简称《龙》，发表于《中国作家》2019年第10期）的地域背景，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交汇的漠南地带。作者以民间视角，着力刻画了特殊人文环境和民间价值取向下的世风民情，并特意营造出“土得掉渣”的语言艺术效果。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认同和文化信仰。老榆树上挂着数也数不清的红布条，可以说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一种执著和希冀，但它真的给山里人带来福祉和实惠了吗？作者提出的质疑，同样也是山里人的质疑。所以村里的哲人公孙老七预言：“九龙山中、神龙峰下、龙吟河畔，天子所至，榆树坡上，老榆树下，迟早有大贵人出世。”预言是一种期待，山里人也觉得，真正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是人，而不是轩辕庙，也不是老榆树，这种转变预示了一种乡土“觉醒”。作者正是顺应了这种“觉醒”，由对“物”的膜拜转向对“英雄”的崇拜，由唯心主义的价值认同走向健康的文化心态和文化信仰。特别是在文章结尾，当榆树坡人在痛失“英雄”后黯然伤神之际，榆钱儿接过了“接力棒”，她辞去了旅游局副局长的职务，回家乡成立了九龙山文化旅游公司。“虎踞龙盘的老榆树依然张扬着坚毅而温柔的枝枝叉叉，密密麻麻的枝桠上已泛起层层新绿，隐隐地飘溢着榆钱儿的清香。乡党委政府大院（早以前的轩辕庙）里不停地有人出出进进，仿佛要发生、演绎和重复那些简单而复杂的故事。”《龙》在结尾时走出了一般乡土小说田园牧歌式的窠臼，以崭新的面貌和昂扬的精神融入了大时代发展的洪流之中，最终以改革者的价值选择去顺应时代的脉搏。

民间价值取向一直是作者的写作重点，无论是胸怀坦荡还是藏污纳垢，作者始终以一个发现者的身份蛰居其间，他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事实上的存在，一个由芸芸众生营造的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这也是涵盖着普通老百姓真实生态景观、人文景观的文化空间。如他写战争前夕的淳朴民风和乡土谱系，村子和村子之间自有一条无形的分水岭，族群意识特别强烈，这也许正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家文化为中心形成的“乡土伦理”。如小说中两次提到的修路事件，作者不惜笔墨，洋洋洒洒写了修路过程中熊占魁和公孙老七的斗智斗勇，第一次以“二百五”受伤而告终，第二次以熊占魁自己受伤而告终。拥有老榆树的榆树坡似乎成为儒家正统，特别是给总督大人站过岗放过哨的公孙老七一呼百应，在他的带领下，榆树坡的人绝对要和柳树沟的人死磕到底；而以熊占魁为首的柳树沟则处处低人一等，熊占魁也被塑造成了诡计多端的地主形象。但作者似乎有意在淡化革命功利主义色彩，淡化乡土的时代背景，并借用公孙榆树独特的处世方式，解构掉所有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意识，如榆树坡人和柳树沟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其实质是传统宗法、族群之间的争斗，并没有上升到阶级、政治的层面。所以在战场上，公孙榆树和“二百五”相遇时，多年的争斗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被浓浓的乡情瞬间瓦解，特别是“二百五”生死相托的情节，更是催人泪下。

在公孙榆树身上，一直有着与其生活状态、思维方式和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形式、传统伦理道德的文化形态相适应的乡民意识。如熊占魁被当作两个村子共同的阶级敌人进行批斗时，公孙榆树表现的是一种理性的消极；对革命干部文昌昊、安德鲁等的虚伪和好大喜功，却处处针尖对麦芒，特别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和地主的女儿柳叶儿结婚、保护轩辕庙等情节，体现了公孙榆树淡薄的阶级意识和浓厚的乡民意识。

在当代传媒文化语境中，《龙》表现出不同于传统革命文学的新特征，作者是站在人道主义或人性的立场上来书写战争、塑造人物的。特别是在战争场面的描写中夹杂了关于普通人性的写实，读起来更亲切，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至，让革命英雄以另一种崭新的姿态重返读者的视野。公孙榆树在战争年代和革命伴侣魏秋月结了婚，回乡务农后，由于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差异，两人以离婚收场。公孙榆树在离婚以后，又娶了青梅竹马的柳叶儿。《龙》在描写革命者婚姻家庭的时候显然很大胆，既写了公孙榆树说话粗俗、不服管教的“野性”，也写了魏秋月“小资”思想、贪慕虚荣的一面，这也是两人最终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英雄本身自带着光环，但作者笔下的“英雄”却褪去光环，读者看到的，只是一个传奇人物最为朴素的一生和一副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真实存在，让读者近距离地接触英雄，同时也表现出对时代和人性的深度思考。

小说把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融为一体，如战争时期的爱国情怀、土改时期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中的精神扭曲和特定的价值取向等，真实深刻，自然相融，作品呈现出深度和厚度。当公孙榆树的生命走完一个轮回，轰然倒在老榆树下，完成自己的使命，作者也为一代人的使命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