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卢新华自1978年发表轰动一时的《伤痕》以来，至今40余年来，就其文学创作数量而言，并非多产丰收的一位。他在文坛产生较大影响的，除《伤痕》外，还有《紫禁女》《伤魂》《财富如水》《三本书主义》等。这些作品，显示了虽然其身份经历了从中国知名作家到美籍华人作家的转变，但却初心不改，从《伤痕》至《伤魂》，其小说作品的取材，依旧较多地取自中国大地的城乡变化，以及由此带给中国人从物质到精神，从思想到观念，从道德到心理层面的冲击与嬗变。2019年他当选为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会长。其小说新作《米勒》（刊于《江南》2021年第6期）让人看到了卢新华近年来思想和创作变化。与他之前的作品相比，无论是题材的广度、描写的深度还是视野的开阔性、人物的多义性，都不可同日而语，也因此使不少读过此新作的读者感到“震动”。
一
首先，这部中篇小说讲述了两个本属不同世界的人物在异国他乡的“奇遇”及其人生角色、身份和命运的反转。小说一开头交代了“我”（泰瑞）和主人公米勒在洛杉矶卡莫司扑克牌赌场相识和后来的相遇：“那时，我是赌场发牌员，他是我牌桌上的玩家。我在牌桌上给他发过很多牌，他在牌桌上也丢给过我不少小费。而当我离开赌场若干年后，又与他在塞布瑞士市的一个跳蚤市场不期而遇。不过，这时我们的身份已经反转，他是市场里的商家或者说小贩，我则成了他的顾客。他卖给过我青竹、铁海棠和松红梅等，我付给过他美元现钞。”一般而言，赌场发牌员与赌客之间，离开了赌场和牌桌，不太会再有什么交集，发牌员每天要面对那么多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赌场玩家，为何“我”独独会对米勒留下较深的印象？是因为他“比朋友还朋友！我只要想起当发牌员那会儿的事，第一个就会想起他”；还是因为他嗜赌如命、散尽家财，赔光了一切家当而沦落为跳蚤市场的小贩？这样的逻辑推理我们在不少以戒赌为题材的作品中司空见惯。《米勒》却反其道而行之，虽以其为主人公，但却围绕着“我”与他几度相遇的不同身份与心理感受而展开。这位曾给“我”后来写“那本《财富如水》”以“启发”的人生失败者和命运多舛者，到底是何许人也？小说以层层剥笋的手法，将曾经的“出家人”与众不同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态度一步步展现出来。最初，“这个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皆有弥勒佛之相，甚至名字也叫米勒的人”，虽“公然违背了佛教的戒律，成了坐在我牌桌上一个赌客”，却又“似乎输赢全不在乎，得失亦不系挂于心”，甚至当“我”好心提醒他“见好就收”时，他答曰：“什么是好？”并补充道“我不是来赌钱的”，令“我”心生狐疑，却又不得不承认：“这一定是个高人”。随着“我”与米勒接触多了，发现他来赌场确实“不是来赌钱的”，更多地似乎是来“现身说法”的：正是他在赌场如菩萨显灵般的指点，终使“我”觉悟：财富“都是水，会一直流来流去的”，促使我摆脱了赌场的金钱诱惑，重操笔墨，“那以后，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撰稿人，经常往返于中美两地，一边写作，一边讲学，同时也兼做慈善事业，不仅远离了赌场，甚至也远离了有关赌场的所有记忆。”这使我们不由得想起了作者本人的人生阅历。在作者之前的作品中，有关他从赌场牌桌上得到的人生与财富的启悟，主要体现在其纪实性随笔集《财富如水》中，而很少显露在小说中。而《米勒》，则将二者结合起来，小说中的“我”（泰瑞）既是叙事者，也是当事人；既是作者的化身，也是“米勒”的受众或顾客，几重身份叠加，大大增强了小说的代入感与真实性。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作品的社会功能和审美功能是在读者阅读中实现的，而代入感和真实性的增强，无疑可以强化读者的接受度与信服感。这也是当今某些纯虚构的“穿越”小说越来越受到读者冷遇的原因之一。《米勒》通过这两位人物的赌场“奇遇”及其人生角色的互换和身份、命运的反转，表现了即使是在“只认金钱不认人”的西方世界和疯狂赌场上，也还有来自东方的“觉悟者”的灵光闪耀，提醒人们在金钱世界里别“丢失自己”，正如米勒所言，“人很容易丢失自己的。丢失别人也是丢失自己。”
二
其次，“天涯沦落人”的主题再现和人生命运在现实世界的无奈、无助、无救和难以把握的形象演绎。《米勒》绝非小说版《财富如水》。疫情时代的世界发生了巨变，作家笔下的人物也有了明显变化。在《米勒》中，我们再也看不到卢新华之前小说中较为纯粹的某些人物：比如盲目服从“组织”而酿成亲情伦理悲剧的知青王晓华（《伤痕》）；在政治漩涡中类似阿Q般跌宕起伏最终喝农药“自杀”的生产队长马骏奇（《魔》）；在美国打开其天生闭锁的身体而又发生“血崩”的东方魔女石玉（《紫禁女》）……这些小说中的人物较容易归为某种类型，而“米勒”（乔森）却很难将其归于某种人物类型：他既是遁入空门、一心想修成“无漏”之身的僧侣，又是出入赌场牌桌的玩家与参透金钱奥秘的“高人”；既是一个受其祖国柬埔寨通缉追捕多年的“杀人犯”，又是一个数十年来不管所处何地皆守住“清白”之身的自食其力者。他来历不明，用其自己的话说：“是哪里人我一下子也说不清楚。我在泰国、法国、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待过，能说七国语言。不过，我的出生地却是柬埔寨。”又补充一句，“当然，三代以上应该也有中国血统。”可谓实实足足一位浪迹天涯的“地球人”。但这位从柬埔寨的丛林庙宇，为躲避杀身之祸，踏过千山万水，终于逃亡到“自由女神”国度的出家人，“出家”既是他的宿命，也是他的隐喻。作者以较为广阔的国际视野写出了这个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与多元性：生于柬埔寨“红色革命”时期的他，全家人遭杀害，唯一的“妹妹”失散，历经了人生九九八十一难，“出家”成了真正“等是有家归未得”的背井离乡，本意逃离杀伐夺命的黑暗屠场，偏偏又浮沉于西方充满各种感官、精神诱惑的红尘俗世，最后沦落到仅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底层跳蚤市场。虽然有“无漏”的宗教修炼作为其待人处世的精神支撑，但人（哪怕是头上现有灵光圈的“高人”）在现实世间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力、无奈、无助，莫过于此。何况，人的生死命运的掌控，在疫情时代更是连上帝佛祖都无法把握：“我”终于把“米勒”近半个世纪朝思暮想、心心念念的“妹妹”图图带到他的面前，然而，这对历经忧患、苦难和离散的兄妹相认的戏剧性场面，却以“米勒”突然死亡的生命结局，宣告了人类生命的脆弱与无救。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世界已变得面目全非。人的生命悲剧每天都在疫情肆虐之下以成千上万病例死去的数字上演，这是疫情时代人类无法把握、也无法主宰自身命运的“斯芬克斯之谜”。
再者，“出家”的多重含义与疫情时代“地球村”的消解及其人与人“隔离”状态的生存哲学探究。在经历了近两年疫情全球蔓延、各国纷纷采取封锁、“隔离”政策之后，卢新华对于人的生存困境及其现实境遇以及如何摆脱这一生命“囚笼”的哲学思考，显然已在《米勒》中显露端倪。作者在《米勒》中深切地表达了对疫情时代人类命运的深深忧虑与深刻反思：“整个世界像是患上了渐冻症，几乎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类成员都被看似小小的新冠肺炎病毒控制住了，限制住了，再不能随心所欲地出游和探亲访友，甚至也不能如先前那般畅快地呼吸，人人的脸上都蒙上了一块遮羞布一样的医用口罩，以至于面目全非。”何以家为？既是形而上的哲学命题，更是当下人类的生存命题。因此，小说中的“出家人”岂止只是曾经遁入空门的米勒一人，“我”和图图等，从某种意义而言，都是去国离家、疫情期间更是“等是有家归未得”之人。当今世界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地球村”的瓦解和消失。在“地球村”时代，不同国度、不同肤色的人们交往日益密切与频繁，空间的阻隔日渐为交通的便捷所跨越和消弭。然而，疫情时代的来临，迅速改变了“地球村”时代人际交往密切和频繁的格局，“隔离”“封闭”这种医学上遏制病毒在世间传播的手段如今成了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常态。“隔离”与“封闭”，首先使人际关系由亲密无间变得疏离与隔膜；其次使人与人之间由相互信任、彼此亲善变成互怀戒心、以邻为壑。《米勒》中的兄妹俩，“跨过了约半个世纪的时光和浩瀚的太平洋而达成的重逢，是越过了苦难的沼泽和令人窒息的思念，以及人世间精神和物质的种种藩篱而终于达成的重逢”，岂料重逢即死别。当米勒猝死需要急救，“妹妹”图图茫然无措，“我”提醒她“可能需要做人工呼吸”，然而两人都不约而同怀疑他是不是“感染了新冠病毒”，“会不会是新冠肺炎呢？”虽然亲情迅速战胜了“新冠肺炎可怕的传染性和致命性”的恐惧，图图在“我”的指导下，对“哥哥”嘴对嘴做了长时间人工呼吸，终究回天乏术。救护车拉走了死亡的米勒，“一位女医生告诉我们他会被送到附近的医院再做检测，看是不是感染了新冠肺炎。并要求我们也找地方去做检测，并尽量少接触人，实行自我隔离一周。”
从“出家”到“居家”，从“浪迹天涯”到“自我隔离”，这个世界在疫情时代的巨变，被卢新华敏锐地捕捉到并写进了小说《米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