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平是一个具有强烈问题意识和历史自觉的军旅作家。在新作《人民的胜利》中，丁晓平以文史兼修的视角细腻爬梳新中国成立的来龙去脉；在宏大叙事的框架下聚焦鲜活的生命个体，生动细致地描写了大历史中的小插曲、小人物；将国家立场与民间记忆、文学叙事与学术研究有机结合，清晰而有力地阐释并彰显了人民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丁晓平的历史题材创作有着强烈的现实观照。在《人民的胜利》中，丁晓平用大量的篇幅、详实的数据和史料说明并解读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党始终站在人民的一边，始终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翻身》这一章，丁晓平以1947年2月10日晚间，在延安，斯特朗和毛泽东之间的一场对话展开叙事。“你对取得最后的胜利有过怀疑吗？”“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好不好。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土地问题，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胜利。”毛泽东的回答旗帜鲜明、信心十足，这种自信源自于他对土地改革问题的深入调查研究，源自于他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关系和运作规律的深刻认知。丁晓平以夹叙夹议的笔法，讲述了全国土地会议筹备与召开的过程，讲述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出台的前前后后；尤其是对于土改过程中“左”的错误的强力纠偏、毛泽东对于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批判，作家的叙述既宏观又精微；既介绍了中共高层对这一重大问题认识的深入过程，又书写了农村百姓对相关政策和共产党政治理念的接受过程。在这种互动和砥砺中，揭示出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成功执政的最重要的基础。
《人民的胜利》从1946年6月解放战争开始写起，一直写到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深度解读一个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因果和逻辑；以《前夜》《翻身》《决战》《统战》《外交》《开国》等6个篇章结构全书，从政治、经济、军事、统战、文化、外交等方面全景式地立体展现中国共产党紧紧团结、依靠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的艰难曲折又波澜壮阔的历程；以多维度、全方位、大历史的视角，再现了新中国成立的创业史、奋斗史，完整地告诉读者，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人民的胜利”，既是这本书的写作主题，也是铺展在这段宏阔历史之下的政治和精神底色。
在丁晓平看来，“历史是教科书，也是圣殿，更是我仰望的星空。在历史写作中，我始终怀抱敬畏之心、仰望之情，不敢造次。一路仰望，满怀赤心。”斯言诚哉，历史研究要持守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如此？作家对尘封的历史事件和逝去的历史人物既需要记叙、描绘，也要反思、批判，然而无论持有何种价值判断，对历史本身怀有温情和敬意应该是最基本的立场，这样才能获得公正的理解世界的视角，才能富于建设性地再现或重建历史场景，历史叙事也才能够对当下社会和现实人生有所镜鉴与启迪。
无论是回溯历史还是直面现实，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都是紧密且缠绕的，两者都是极其复杂的存在，两者在思想与精神上并不是一种同构与同质的关系。文学若要与时代同步，甚或走在时代的前面，便要“先立其大”，以一种大方大正的理想、情怀、精神、气魄，把文学从低迷、小我的趣味里解放出来，进而最大限度地凝聚和达成思想与情感层面的共识。在《人民的胜利》中，丁晓平借鉴吸收了党史、国史、军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佐之权威的史料与丰富的细节，挖潜深究，博采众长，极大地丰富了传统编年史的写作套路；书中的人物群像与恢弘历史相得益彰，将民族记忆、家国情怀以及超越个人、超越死亡、超越极限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表达得充分、生动而有说服力。
丁晓平关注和书写的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题材——大历史、大时代、大人物、大事件。他坦言，“我的历史写作选题，被许多作家朋友们视为写作‘禁区’，诸多党史事件、党史人物也是大家不想甚至也不敢碰触的领域。的确，历史写作有它特殊的难度，是一种有限制的写作，是更需要思想、智慧和才情的写作，有‘自由中的不自由’。然而，我在坚持“文学、历史、学术跨界跨文体写作”的道路上，获得了‘不自由中的自由’。”丁晓平对于创作的自道与剖析，提示出“立其大者”的意义和价值。“大”并不一定意味着粗疏和空洞，而是要从大处找问题、寻路径，把散逸于虚无时代里的精神力量整合并释放出来，只有这样，新时代文学才会呈现出大格局、大气象。
对于文学而言，“大”标示的往往是常道，历史有常道，文学有常道，人类的精神亦有常道。诚如谢有顺所言，是常道决定人类往哪个方向走，也是常道在持续建构和塑造一个民族的性格。常道是原则、方向、基准。没有常道的人生，就会失去信念和底线；没有常道的文学，也不过是一些材料和形式而已，从中，作家根本无法对世界做出大肯定，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大时代的发展走势，无法从具象中梳理出现实生活的内在脉络。在丁晓平看来，“归根结底，历史，不仅仅是历史，而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也是一种文化观和价值观。”
写作《人民的胜利》，丁晓平以坚定的政治立场、独到的历史眼光、内省的审美眼光和生动鲜活的表达，为读者呈现历史真相的同时，也把历史事实中最有情感价值和思想智识的部分传递给读者。他始终坚持和强调要书写最有价值的历史。所谓最有价值的历史，“就是推动民族、国家和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有利于民族、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那部分历史。当然，其中包括对历史上的错误和挫折的反思，并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和意见。”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守住生命的立场，切中时代的脉搏，肯定世界的意义，建构思想的共识，这是宏大叙事的价值，也是文学书写历史的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