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下的社会生活、城乡流动和精神状态的复杂性，许多作家都有一种无力把握也无法判断的无奈感。然而，这并不影响作家是否有勇气直面现实，并不能成为作家热衷于远去的历史叙事的合法前提，更不是作家退缩的理由。因为中外古今的文学杰作往往产生于巨大的困惑与悖论，文学写作便是对复杂性最好的回应，答案就隐含于写作完成并获得美学生命后的未来。

对此，笔者十分认同和欣赏李新勇在长篇小说《黑瓦寨的孩子》“后记”中所说：“面对当下纷繁复杂的乡村，我跟许多人一样已经无法作出判断。这并不影响我的思考和写作，写出当下的实况，为历史保持一段肉身，把答案交给未来。”当然，真正精彩的不是作家说了什么，而在于小说通过别具匠心的成长叙事，为未来的历史链条上的一段肉身留下了一座鲜活丰满、意蕴繁复的美学大厦。

这段历史“肉身”最核心的审美主体是从13岁到14岁、正处于变声期的少年王嘉峪，围绕着他的成长，与乡村与城市的急遽变动、历史与现实的剧烈碰撞、社会文化心理巨大转型等息息相关的众多审美主体，交汇成一幅流动的现代性景观。小说甚至充满了肉身成长的痛感与惶惑，比如山林中的男女对于王嘉峪的刺激，比如在校长蛮横的毁害与敲诈之下他失心疯般的发作，都让小说故事散发出浓浓的人间气息。

“肉身”更是鲜活的，所有血管里充盈的是流动的鲜血，《黑瓦寨的孩子》也正是通过一系列流动性建构起肉身叙事。这至少体现于互为因果亦环环相扣的三个层面，即叙事视角的流动性、社会生活的流动性以及精神成长的流动性。

与当下众多从乡进城或者由城返乡等叙事模式不同，王嘉峪既不属于乡也不属于城，更重要的是他根本就没有故乡。王嘉峪的父母王前程和唐锦绣是一对走南闯北的油漆工，他们的孩子王嘉峪随其流动，在外地生在外地长，暂住哪儿就在哪儿上学。对别人来说，故乡是快乐的童年与美好的记忆，但对王嘉峪来说，没有“故乡”，只有“他乡”。正如小说所述，他觉得人世间的事情真是一言难尽，明明自己一点也不熟悉黑瓦寨，却偏偏叫故乡；明明自己就生活在这里，喝着这里的水，呼吸着这里的空气，在这里的蓝天下生活，却是他乡。无论他到哪儿，他都有一个“外地小孩”的标签。13岁的时候，母亲得了尿毒症，无奈之下，父亲托人把王嘉峪从闷热潮湿的长江之尾带到西部高原的外公家。在黑瓦寨不足两年时间，经历一系列变动后，完成变声的王嘉峪再度离开这里，随一江春水东流去。

我们会发现，小说叙述结构也倾向于强化流动性视角，在父母的工地上，在返乡的旅途中，在外公家，在野地，在学校，等等。所有空间都无主无次，是平等的，它们或随着主人公的眼睛而进入小说叙述的视野，或根据与主人公成长关系的紧密程度而适当展开，但都服从于时间的流逝，聚集于主人公成长的流动性进程之中。

这也正是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特别强调的，要真正深刻透视正在发生的当代文化剧变，必须从“固态的现代性”视野转变为“流动的现代性”视角。小说中这种流动的视角并非出自叙述者的奇思异想，而是缘于作家敏锐地捕捉到当下生活迅疾嬗变与流动的本质，因之极力在流动性中聚集成长和把握生活。

一切都在变。外公终于原谅了抛妻弃子的大儿子，舅妈终于放下怨气接受大舅舅的选择，小舅舅从牛贩子蜕变为南北游走的老板。但这一切又都不是突变，都是在流动中缓慢地也是合理地发生着，预示出宗法制乡土社会解体的大背景之下生活逻辑的必然转型。作为某种对照，留守少年刘至德成为小偷，则透露出流动的现代性所带来的泥沙俱下的复杂性。

从童声到变声完成，从“船长梦”到“校长梦”，再到自己对自己说着“我愿一生寻找，我愿终生守望”的一个新的少年，小说细腻而感人地建构起了一段完整的精神成长史。作家借人物形象唐诵李说过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你是一个边地少年，具有典型意义，就像长江水一滴，却能折射阳光，照耀大地——不要以为战争、天灾才是大事，孩子的成长同样是大事。”如此大事，不可等闲视之，对于作家写作来说，它拥有整个世界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