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山乡巨变》这本书还是让我很意外的，作者作为一个女性，一个从小在城市长大的作家，突然把目光转向农村写了这样一本书。读了以后我有几点想和大家分享。

首先，这是对前辈作家一次致敬性的书写。上个世纪在文学创作上我们有“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优秀作品。这些作品确实影响了一个时代。我们尤其要注意两个人：“北”有柳青，1952年他回到了皇甫村；“南”有周立波，1955年到1960年代他回到了邓石桥村（后来这里改名为清溪村）。他们“行道般”的书写，把文学的大道提高到一个生命书写的高度。告别北京、告别繁华，甚至告别现代化，他们回到了一个落后的家乡，近距离地观察中国的农村，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两位老人不仅把中国的文学，特别是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提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也给中国作家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标杆。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是一部长篇小说，余艳的《新山乡巨变》则是报告文学。2020年以后她不断地回到故乡，其间曾持续在清溪村待了8个月，这种沉浸式书写就表现出报告文学作家的一种坚持，一种对生活的执著，一种田野调查的精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特别肯定余艳的作风和风格。

同时，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文学地标意义上的书写。作为诞生过文学经典、具有文学地标意义的地方，对我们新时代的文学书写具有指导性意义。作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余艳对文学和政治有敏锐的感知，她用了两年的时间来抓这个选题。我们探讨中国农村完成精准扶贫之后，下一步“美丽新农村建设”如何以文学的方式来描述，我觉得“新山乡巨变”这个提法就很好。余艳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新山乡巨变》这部书写出来了，我看了以后特别感动，余艳找到了周立波当年行走过的一些现场，找到《山乡巨变》中的一些人物原型，从这些耄耋老人身上挖掘出很多非常有意义的故事。

此外，余艳以一个理性的视角记录了数字化的新农村。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因为余艳是在城市长大的女性，肯定不能像当年周立波和柳青一样在皇甫村、清溪村一待就是十多年，用那么长的时间体验生活，写出史诗般的中国农村文学叙事。交流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她以前对农村不熟悉，对数字化农业不熟悉，对手机上一“点”就可以种菜养鱼种果树种水稻的“互联网+”科技不熟悉，要把这种科技的东西“诗化”，用人的情感、人的命运、人的变化表达出来，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但余艳把这个活儿扛下来了，而且写得非常好。她以理性的目光和视角讲述新农村的故事，给予了我们全新的感受，这个作品是具有开创性和开拓性的。在写数字化新农村的方面，开了个好头。我们的创作如何走出乡愁式的咏叹或是改变对农村愚昧、落后的认知，这本书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启示作用。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