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纪实文学是儿童文学中较为特殊的一类文体。一般文学领域的纪实文学，其特征在于紧扣时代脉搏，以真实、客观的书写反映时代动向、传达时代精神；这在儿童文学领域亦然，但其内容主要来自儿童生活，思考的议题也与儿童紧密相关。真实性、时代性等特征意味着儿童纪实文学的突出使命便是担当更具社会性质的书写。《中国的孩子》是以澳门少年儿童为主要书写对象的纪实作品，以书名中“孩子”的双重所指勾连儿童生活体验与家国情怀，于国家、城市、儿童三者的关系中巧妙运笔，在对澳门儿童的多方位书写中徐徐展开其背后所关联的家国叙事，奏响一曲发自童心的爱国爱澳之音。
“母子”隐喻的童心共振与身份认同
《中国的孩子》书名中“孩子”的第一层所指是“中国·澳门”之“母子”隐喻中的澳门。1925年，澳门、香港、威海卫等7个重要城市先后被西方列强掠为殖民地，闻一多悲愤而作《七子之歌》组诗，痛陈“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之苦。其中的第一章《澳门》，经谱曲后作为中央电视台电视纪录片《澳门岁月》主题曲，在1999年后成为广为流传的澳门之歌，深情传达了澳门人民渴望回归祖国的殷殷心声。这对发源于近百年前诗作的隐喻，现已成为包括“中国·澳门”在内的家国叙事的代表性方式。作为聚焦澳门少年儿童、弘扬爱国爱澳精神的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的孩子》着力续写和扩写了上述“母子”隐喻，“祖国母亲”的比喻不仅体现于书名，也是贯穿全书的线索，是全书最突出和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并成为承载书中其他同构共振关系的基础。
由澳门培正中学小学部二年级学生容韵琳担任主唱的《七子之歌》分外动人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堪称歌曲灵魂的童声吟唱：澳门的稚子角色，与演唱者的儿童身份形成共振，清亮、纯真而稚气的童音将思母情深的艺术效果推向顶峰。这透露出儿童在这一隐喻中的重要地位——它是隐喻的起点，也是情感的入口。书名《中国的孩子》除了指向澳门，也指向书写的对象——这部儿童文学的纪实作品，以澳门少年儿童作为书写“母子”隐喻的入口，不仅顺理成章，也极具艺术成效。例如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学生郑语涵在写给习近平总书记的信中说，她以前不太了解“祖国母亲”的含义，直到看到驻澳部队在台风侵袭后帮助澳门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才感受到“祖国就像妈妈一样，在孩子遇到困难时张开温暖的怀抱关爱呵护他们，祖国是所有澳门人坚强的依靠”。又如容韵琳在谈到演唱《七子之歌》的感受时说：“每次唱都会感动，会因为想到孩子离开母亲那么久，重新回到母亲怀抱而感到无比幸福”。这是儿童基于个人情感经验，借自己“小家庭”中最熟悉、最具象的母子亲情，体悟“大家庭”中抽象的母子隐喻，儿童视角与澳门地区的身份在此形成共振，使得这份推演发生得既自然又可亲可感。
作为相关变体，祖国“母亲”的隐喻在书中有时也会演变成“父亲”的象征，如澳门大学霜冰雪剧团所创的舞台剧《苦尽甘来》，就是有感于“祖国给予我们的爱就像爸爸对孩子的爱，总是默默而无私”。然而其中不变的是澳门少年儿童以家喻国，爱家爱国的感情与心声。这就成功将书名“中国的孩子”中“孩子”的两种所指巧妙勾连，“少年儿童视角—澳门地区身份”由此成为全书的另一组重要的关键词，这种共振共鸣还体现在历史与现实的映照、中央对澳门多方面的支持等诸多不同方面。从澳门濠江中学薪火相传的升旗仪式，到澳门青年学子盛赞祖国搭建的教育平台，《国旗飘在心中》《祖国的礼物》《解放军叔叔来了》《我的大学》等章节中的相关事例，展现了“母子”隐喻在儿童视角下被如何感受、理解与认同，并在以“母子”关系感同身受于“中国·澳门”关系后，形成“澳门是中国的孩子”家国意识上的深化，也实现了“澳门的孩子”便意味着是“中国的孩子”身份认同上的递进。
儿童、城市与国家的同构想象与主体建构
更可贵的是，在“母子”隐喻的续写上，作者并没有只停留在澳门身份认同的层面，而是进一步开掘，关注澳门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主体性建构，不仅展示了澳门近20年来的繁荣发展，也对“后回归时代”的“母子”隐喻做出澳门视角的拓宽与丰富。如果说在身份认同上儿童主要发挥的是“童心共振”的作用，在主体性建构上则更鲜明地凸显了“儿童—城市—国家”之间的同构关系。
自晚清至五四时期，儿童以“未来之民”的身份特征，与未来国家的可能性之间建立了关联，“立国”与“立人”形成并举。梁启超在其名篇《少年中国说》中就以“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的系列排比强化了二者的同构想象。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无论在追求民族国家独立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民族国家的和平环境，以儿童想象国家逐渐成为民族国家叙事中最常见的策略，“祖国的未来”也由此成为儿童社会性身份最显著的标签。澳门身份的介入，使“儿童—国家”的同构想象进一步拓展为“儿童—城市—国家”的三层同构关系，不同地区的儿童成为不同的代表，深度参与和展示着澳门身份的重构。
这种自我身份的构建主要体现在澳门作为地方行政区积极融入祖国大陆和立足自身发展两方面。在《寻找祖国美》《课本里的祖国》《姐妹学校》等章节中，澳门学生使用大陆版教材，到祖国各地实地考察；参观内地对澳门供水的“桥头堡”竹仙洞水库、广州供澳蔬菜基地，了解祖国大陆对澳门的支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与内地学生携手游长城；与贵州山区学校结对帮扶，教学研讨，课程协作，师生互访。在“儿童—城市—国家”的同构想象之下，澳门儿童融入祖国即代表着澳门的融入，澳门儿童和大陆儿童的交流即代表着澳门与大陆的交流。正如书中所言，“课本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清晰的梳理，而学校组织的实地考察又将这些历史知识立体地呈现在他们眼前，加深了他们对祖国山河和文化的热爱”。澳门儿童对祖国的“知”与“行”不仅代表着澳门与祖国联系日益密切、感情日益深厚的现状，更预示着澳门与祖国深度交融的未来。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中国的孩子”，正共同构建着同一个、不分你我的中国的未来。
除了主动融入祖国的大环境，澳门也积极在祖国的支持下发展自身，在《最美的传承》一章中，澳门演艺学院、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等开办青少年粤剧培训班，刘一菲、陈浩、邓子健等澳门儿童学习粤剧，传承澳门粤剧文化便是鲜明的体现。与浙江的越剧、四川的川剧一样，粤剧文化既与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又别具地方特色。发展粤剧，正是珍视澳门自身文化基因，构建澳门独特文化氛围、发展澳门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举措。正如澳门励进粤剧社社长阮顺娟所说：“让孩子们从小对粤剧感兴趣，长大后他们会变成台上的演员或者台下的忠实听众”。澳门少年儿童的积极参与，即意味着粤剧的文化生命将在象征着澳门明天的少年儿童身上获得焕发与传承。大学毕业后的刘一菲还就此进入粤剧培训机构，全身心地投入粤剧传承、普及与推广的工作中，正是粤剧在一代代少年儿童身上薪火相传的最佳体现。除此之外，粤港澳大湾区同根同源，粤剧也成为澳门融入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文化纽带。粤剧之于中华文化，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之于中国再一次构成对应的闭环。全书所叙说的家国故事就在这样环环相扣，层层相映的结构中达成形式与内容的默契配合，展现了丝丝入扣、层层递进、意味深长的叙事效果。
澳门回归20多年以来，以其安定繁荣的局面印证了祖国统一、领土完整符合包括广大澳门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母与子的隐喻深度见证、融入并建构了澳门的发展变迁史，并将继续在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澳门发展的今天和明天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的孩子》以独特的儿童书写参与“中国·澳门”关系的体认与重构，展现了儿童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这部作品为“中国·澳门”的“母子”隐喻提供了来自儿童视角的解读，不仅丰富了这一隐喻的内涵，也将会在中国广大少年儿童读者中唤起广泛的情感共鸣。毕竟，对于他们来说，抽象的说理再精彩，也不及真情实感的讲述动人心扉，不及同龄人的故事更能与他们的内心世界相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孩子》完成了纪实文学的社会使命，在为家国大业捧出澳门儿童赤子之心的同时，也将饱含爱国之情的种子撒向更多中华民族的孩子。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拓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