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学评论

创造穿梭可入的红色历史

□李蔚超

不妨将这部书看成一幅故纸斑驳却清晰可辨的二维地图。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位于地图的中心,如同数码时代我们脑海里、记忆里的电影、纪录片、数码图片、电子游戏一样,一道道鲜红的、闪光的箭头指向并连接起一座座城市和历史空间。与其说作者王永盛是这幅地图的绘制者,不如说为中华崛起而奋斗不息的中国人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在一百余年后,作家王永盛用文学的方式画出了红色箭头的指向,曾经见证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城市逐渐在地图中浮现、拉近、放大,最终使我们穿梭可入——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时的北平,中国共产党成立所在的嘉兴南湖,五卅惨案中的上海,被日军奴役践踏的东北,中共领导下的革命圣地延安。不仅中国,地图以闽南为出发点,向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伸展。在地图上,在历史空间中,在百年前的华夏和南洋的大地上,一时英杰,风华盛茂,为了民族复兴的伟业矢志不渝地奋斗着。文学作品让今天的读者再次获得了走近他们、追随他们的机会和可能。

王永盛是一位擅长创作纪实文学的作家,在描写事关民族重大时刻的场景、故事、行动时,他放弃了小说虚构的特权,秉笔直书,还原史实,与此同时,他将小说的技法用于虚构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对话、心理的合理想象,以求更加逼真地回溯历史,增加人物的可知可感。我同意作家苏宁对王永盛和这部作品的评价:“这样的写作,需要严谨的文献梳理作支撑,还要有开放的视野与对素格的考量。虽然是小说,但却不能对人物、事件有任何虚加,哪怕为了人物的立体与丰富。关于这一点,仅能由人物自身实存的立体与丰富实现。这个过程是披沙沥金。因而,写作难度要高于以虚拟人物为主人公的写作。”

陈嘉庚是厦门集美人的骄傲,也是闽南红色传统的开创者,一部闽南红色风华录理当从他开始,陈嘉庚的传记、记述并不罕见,书写历史上的英雄才杰有很多路径,或以成长故事叙述其个人经历与时代大历史的关联,或为超人式的英雄填充“人性”的骨肉。南洋闽南风云舒卷,故事千头万绪,为了完成“记之具”的录的写作,王永盛必须把握住主要人物陈嘉庚。《时代荣光》在正面书写陈嘉庚的品质和才干时,作者格外突出其行为天下先的先行者的形象,从而实现对一个人、一群人、一代人的风华的追慕与记录。在厦门大学的筹建和发展历程中,第二任校长林文庆是陈嘉庚由南洋以殷切的诚意邀请归国,为请回林文庆,陈嘉庚曾致书孙中山,毫不客气地直述办学之重要性,让孙另选高明任民国外交部部长。林文庆在接受陈嘉庚的请求时就表达了对陈嘉庚先生倾其所有办学的感佩,立志追其步伐。书中展示了陈嘉庚的远见卓识,他不仅率先看到了落后于现代进程的中国“穷困”之弊端,“国家之所以富强,非由于政府,乃由于全体人民。中国欲富强,欲教育发达,何独不然”,于是兴办教育,开创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而且,他清醒地洞察到了南洋华侨“富甲一方”后之弊端,“华侨多不愿回国,虽有回国者,亦不过拥巨资作安逸之富家翁,沉迷于种种奢华。在福建曾见华侨嫁女,乃费千万之多,实为奢华之极;而对于实业教育各问题,反置之不问”。陈嘉庚斥言“长此以往,华侨财愈富,愈有害于中国”。行为世范身先作则,集美学村成为中国、东南亚自办教育的典范乃至奇迹,陈嘉庚不仅“使南方有中国自办之最高学府”,他开风气之先,直至20世纪80年代,南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创办可以说是传承了陈嘉庚精神和遗志。当然,陈嘉庚对中国未来的准确预见表现在他的延安之行,并据此寓言延安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凡历史题材的写作,无论小说还是纪实文学,钩沉史海是作家必要的案头工作,还原历史场景是作家写作的重要任务,在《时代荣光》中,王永盛将更多的心血放在梳理勾连闽南先贤之间的关系,从而描绘一部闽南群英谱,他的选择,不是书写一个人的传记故事,而是记录一群人、一代人。诚如书中所言,“20世纪初期,一粒又一粒革命种子悄然种下,在闽南,在福建,在中国,在世界各地。”中国内部的空间差异显然十分复杂,更不必提南洋乃至世界的具体差别,然而,为了突出红色历史的主线,王永盛将时代演进与空间同质建立联系,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革命为主线,在一种必然历史展开的进程中理解、选择人物和故事。为了以文学的方式创造历史“元宇宙”,让百年之下的读者身临其境地体会到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壮士为民族复兴伟业的实现而接续奋进,作家尽可能将闽南革命者的行动与全国革命关联,与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建立联系。《延安颂》的作者莫耶的父亲是革命勇士陈铮,陈铮的父亲是爱国华侨建筑师陈纲尚,当讲述陈纲尚回乡建筑“逸楼”时,王永盛便向读者透露了陈氏家族继承爱国基因的人物脉络。《百年孤独》式的时间颠倒的开头也成为作家借鉴的对象——“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叶启亨将在中国革命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后来的名字叫叶飞”。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举国上下学习百年党史,是为了动员共产党人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新时代书写红色历史的文学作品的责任就是建立起红色基因传承的脉络,用人物和历史自身的逻辑回答一代一代的革命先人用青春、智慧、生命接续奋斗的志向是什么,他们在中华民族最危难之际如何及为何探索、迷惘并坚定地抉择。如今,面对这部《时代荣光》,至少可以说,在创作过程中,王永盛并未有一刻忘记了他的使命。

2022-05-20 □李蔚超 1 1 文艺报 content64863.html 1 创造穿梭可入的红色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