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北京，东郊森林公园中，白杨参天，野花乱放。二月蓝、尖裂假还阳参、泥胡菜、夏至草等，各以其色香入眼，沁鼻，消魂。坐在日式风格的木凉亭下，沐浴着初夏的风，哪儿也不想去，什么也不想干，任自己迷失在树荫花海中，转眼就到了饭点。忽然很想吃比萨，半小时后热乎乎的外卖就送到了公园门口。

大快朵颐之际，我想到多年前读过的一个传说，说是比萨饼其实并非意大利原产，而是西域一带的馕饼之类，是马可·波罗通过丝绸之路把这种制饼技术带到威尼斯的。不过他忘了中国人是怎么把馅放进饼里去的，只能胡乱操作一番，让原本内卷的肉馅躺平在外了。这个传说是否可信，当然无法考证。但《马可·波罗游记》我是读过的，书中并没有写到西域馕饼，倒是记述了元朝中国许多地方的风俗和景物。全书充满了一个西方人对东方的赞叹、艳羡和崇拜。历史学家史景迁说，马可·波罗的书既可视为对中国生活的细微描述，也可当作对自己城市的批判，他以中国为道德典范，对比威尼斯人放荡的性生活。不过，他强调指出，马可·波罗留给后世的，除了他所提供的资料外，最主要的还是他所激发的好奇心。

看看外面的世界，满足不倦的好奇心，是人之为人的最深层的冲动。根据进化论的描述，我们的远古祖先走出非洲丛林，进化到目前这种状态，有两个关键的要素起了作用，一是好奇心，二是杂食性，什么都想看一看，听一听，嗅一嗅，摸一摸，最后，放进嘴巴尝一尝。于是，感官和智力都得到了满足，精神视野也随之扩张和提升。这种冲动用学术话语来概括，或可称之为，从现实世界到可能世界的空间移动。这是我在拙著《旅行文学十讲》中给旅行下的一个工作性定义。生活中，人经常徘徊在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借用英国诗人布莱克著名的诗性隐喻，我们的身体类似向日葵的枝杆，不得不扎根于混浊的大地上；灵魂却像它的圆盘般每天随着太阳的脚步转动，向往着不可企及的光明之境。但人比植物有利的一点是，他有思想和腿脚，只要愿意，随时可以将向往变成行动，从其栖居的空间挪移（哪怕是暂时的）到另一个可能的空间中。大到一方流着奶与蜜的乐土，小到一幢爬满常青藤的乡村别墅；或沙漠中的一个绿洲、大洋外一个陌生的国度、星光下一片宁静的海滩等。

离开现实世界，踏上通往可能世界之途，全方位、全身心地感知外面的世界，当然是最理想和开心不过的。但通过阅读优秀的旅行文学作品，“卧游”或“神游”其间，也不失为一条替代途径，有时还可能比具身感知来得更深刻。这是因为，一名优秀的旅行文学作家往往具有一颗喜欢探索的大脑，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哲学，以及将这种哲学付之实践的勇气。一部理想的旅行文学作品，总会给读者提供三个探索的机会，并带他同时进入三个世界：外部世界、作者的内心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

随意翻开刚到手的一本新书，扉页中的引文就吸引了我：“一个男人决意要描绘世界。一年年过去，他画出了省区、王国、山川、海湾、舰船、屋舍、器具、马匹和人。临死之前，他发现这座耐心绘成的迷宫之线条勾勒出的竟是他自己的脸。”这段文字的原创者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被当代法国作家奥利维埃·罗兰转引在了他新近出版的、龚古尔奖入围作品《外面的世界》中。初读之下，很难给此书归类，因为它既不像小说，又不像回忆录。把它归入游记类，可本书又不提供旅游攻略，告诉读者自驾路线和必游景点等可操作的具体细节。整本书读下来就像一场真正的漫游那样，散漫、杂乱，无头绪。似乎有目的地，但又随遇而安；经常迷路，但总会找到方向。一个个港口，一次次起程，纷至沓来的印象，不期而至的偶遇，一个个闪现的姣好面容，有些是真正有过交往的，有些则纯粹是作家的想象。整本书像万花筒般转动，让人目不暇接，又频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之感。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去过的地方你去不了，他见过的人你见不到。”

因为罗兰带我们去的地方，大多在“世界尽头”，是被人遗忘、忽略，甚至无视的角落。它们要么当下正处于战乱中，要么一直处在贫困、饥饿和绝望中。在他看来，只有“在那种环境中，人会注意到更多事情。那种环境中，也的确会发生更多事情，遇到更古怪、更加远离我们所认定的人类生活的人”。

那么，究竟什么是“我们所认定的人类生活”？以谁（个人、地方或族群）为标准？读到这里，不禁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本人的研究生毕业旅行，或多或少受到摇滚音乐人崔健的影响。当时，我们7个一无所有的“假行僧”，合用一个每次只能拍摄36张胶片的傻瓜机，乘绿皮火车，一路向西南，且行且玩耍，目的地是当时刚刚开发的九寨沟。在成都公交站购票时，遇见一个瑞典人挤在窗口排队。大家不禁好奇地围上去，问他来中国干吗？他说是来录鸟类的声音的，刚从峨眉山风景区下来，听说九寨沟鸟类很多，就过来了。说着，他从身上背的超大行李包中摸出一本鸟类图谱、一台录音机。一面翻书，一面让我们听各种鸟的啾鸣声。更让我们大跌眼镜的是，他并不是鸟类专家，也没有正式工作，打零工赚够了钱，就满世界云游，录鸟的声音，然后筹划下一次出行。当时，自以为我们的穷游已够潇洒了，却没想到人还可以这样生活。

不过，如按罗兰的标准，这位瑞典人还不一定入得了《外面的世界》。本书中写到的地方和人物，大都处在超出常人想象力的、更极端的生存境遇中。比如，作者在喀布尔老城区的废墟里拜访了一帮武装兄弟，其中有个不小心踩了反步兵地雷的无腿人，正在画一幅先知的彩画，并为其外孙的命运而悲伤。在俄罗斯里加的绿皮火车上，他偶遇两个可爱的粗人，他们都在阿富汗当过兵，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像鸡妈妈对小鸡那样，对他这个陌生人呵护有加。在皮库岛上，他透过黑沙滩的巨浪，听一位捕鲸手讲述惊心动魄的捕鲸故事，感觉自己“似乎穿越到了创世之初”。

罗兰写道：“说到底，之所以去喀布尔、贝鲁特或萨拉热窝……是因为我们对世界好奇，而且世界也就是这个样子，充满那么多远离我们的喧哗与骚动。然后有那么一个时刻，我们不再满足于在广播里听到，我们想去那里，去远方，看看这片巨大的嘈杂到底是什么样的。看，学着去看，是作家这一职业的基本功。”每次出行和重返，冒险采访或冷眼旁观，他都见证了生存的各种可能性及人性的丰富多样性，豪宅和废墟、伟大和卑微、野蛮和仁慈、温柔和残忍、荣耀和耻辱……而所有这一切，也是他的自我镜像的映射、反射和折射，令他产生共情感和悲悯心。因为他是人类的一分子，正像我们一样。想起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中写下的名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

《外面的世界》中，最打动我的是书中一位小人物说的一句不起眼的话“那时我们还能旅行”，其中隐含着多少惆怅、遗憾和期盼。自2011年起，国家旅游总局将每年的5月19日定为“中国旅游日”。这是为纪念徐霞客，这位世界级的徒步旅行家和行走文学的先驱而设立的。1613年5月19日（明万历四十一年三月三十日）他首次出游，写下了《游天台山日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步履遍及中原、华东、中南、西南等地。要不是洪武四年（1371）始实行海禁政策，说不定他早已踏出国门环球旅游，或许会留下一部《阿尔卑斯山日记》之类的作品呢！今年的“中国旅游日”刚刚过去，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除下口罩，走出家门，再做一回“假行僧”，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一下外面世界的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