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文学评论

朱秀海中篇小说《乌江往事》,《十月》2022年第3期

历史叙事的繁复与洞见

□傅逸尘

《乌江往事》的故事内核看似简单,但围绕着核心故事展开的情节结构却相当繁复,甚至说是一个长篇小说的结构也不为过。小说写到,蒋介石布置了五省军阀84个团将贺龙的红三军合围在贵州,沿河、印江几个县的民团还层层设卡进行堵截,形势危在旦夕。贺龙几次派人下山联络曾经的部下、此时的商人,也是他的表哥向希龄向其求援,都未成功,无奈之下让小战士“小铁头”一试。“小铁头”由于年纪小而不被注意,顺利地找到了向希龄。向希龄答应援助贺龙,并向其准亲家、曾经在贺龙手下任团长的周敏成购买枪弹,还准备了2000斤部队极其短缺的盐巴。此时的周敏成是围剿红三军的黔军主力团团长,就驻扎在他的家乡拒马镇附近。向希龄同时希望周敏成帮其将这些东西运送出去。小说由此展开。周敏成将枪弹卖给向希龄的同时,暗中策划伏击向希龄运送枪弹及盐巴的船队,欲将向希龄和“小铁头”等一举消灭。如此,既夺取了向家的财产,又截获了救援贺龙的枪弹及盐巴,帮老蒋灭了贺龙。这无疑是一场豪赌,赌赢了,周家一下子就会成为黔东巨商,以后就是世代大族。周敏成准确伏击了向希龄运送枪弹及盐巴的船队,并将向希龄等全部击毙。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的儿子也在船上,而“小铁头”却在半路跳船,被向希龄派去给贺龙送信,让他派人去另外的地方接货,因此逃过了一劫。出乎周敏成意外的还有,他截获的是空船,那些枪弹和盐巴通过谁也说不清的渠道送到了被围困的贺龙手中。贺龙利用这些盐巴换回武器,最终成功突围。周敏成也被国民党督察专员刑士信以通匪罪名抓了起来,蒋介石下令将其押赴贵阳公开军法审判后枪毙。

小说中,作为革命家的贺龙在战争的情境里强调,“生在这个岁月,无论他是谁,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不革命,要不反革命”。这种说法看似简单,甚至粗暴,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逻辑。曾经与贺龙一起“闹革命”的团长向希龄和周敏成,在贺龙带队伍参加南昌起义前,脱离了革命队伍。向希龄向往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第三条道路,并向贺龙保证,“我不革命,也不反革命。我想回去做个商人”。贺龙没有拦他,还给他了一笔钱,约定好,“一旦我派人找你,就是真扛不住了,要枪你得给枪,要粮你得给粮”。

数年后,向希龄果然成了当地有名的富商,似乎实现了他的第三条道路的理想;然而,贺龙派“小铁头”找他来了。如果单纯地还清欠贺龙的债,凑足枪弹及盐巴,也许仍然能保持着他走第三条道路的理想。可向希龄没有,他识破了周敏成的恶毒用心,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安排三条空船向乌江下游驶去。给贺龙的枪弹及盐巴则另觅他途,自己坦然地迎向了死亡。

事实上,当初向希龄走得并不彻底。或者说,他在离开贺龙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回转的伏笔,因为他接受了贺龙给他的钱和约定。当然,这只是事情的表层,因为贺龙的存在,无形而有意地在罩着他。有此一条,他的第三条道路才能够走。这是我党的统一战线策略,但党真正把统一战线看作三大法宝之一已经是长征结束后的事。当时也会有统战策略,但前提是统战对象一定要有相当的进步性,譬如向希龄,他是有过革命历史的。

反观周敏成,他从根本上就不相信什么第三条道路。所以,在离开贺龙后,不仅当了黔军主力团团长,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还参与了围剿红三军的行动。当儿子劝他回头,走革命的路,或者跟准岳父向希龄一样走第三条道路的时候,周敏成的表现却义无反顾。他精心策划了这场置准亲家向希龄于死地的行动。他要押上全部的家当,包括儿子和自己,以及周家的后代子孙去豪赌,用尽自己的一切力气帮助老蒋灭了贺龙这条龙。

中国革命的深层逻辑就在这时显现出来了,那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更不是由某个人自己的意志所能左右或转移的,它的复杂、诡异的变幻,是即使如周敏成这般老谋深算的玩家也无法洞悉。

周敏成也有过革命经历,曾经追随过贺龙,从本质上讲,国民党不会再信任他。即便他自己想反革命,对方也不会允许。在大时代的历史真相中,每个人都是自己,却又不是自己,革命与反革命在尖锐的对立与矛盾冲突中相互纠缠,无法分割,让第三条道路根本不可能存在。向希龄想走第三条道路,历史却将他再次拉入革命;周敏成铁了心要反革命,国民党反动派却不承认他的反革命,最后时刻他才幡然悔悟地说:“我应当一直跟着他走革命那条路的!”然而,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

历史叙事当属宏大叙事,尤其是当代中国革命历史叙事,有如一股巨大的洪流,裹挟着那些最为原初和本真的涓涓细水与沙粒,一路高歌而去。最终留下的是冷硬骨感的巨石,而那些富于生命温度和生活情态的细水与沙粒,则早已消弭无迹。从文学的角度论,宏大叙事当然是历史叙事的主体或主流,主导着社会思想和时代精神,并产生过许多经典的史诗性巨著,如《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等。不过,当我们仔细阅读这些名著的时候会发现,它们之所以成为经典,恰恰在于作品没有忽略那些个体生命的存在,且以细节的形式保留了这些看似渺小的个体生命在历史的大潮中留下的痕迹,这使得宏阔诡谲的历史叙事有了可触摸、可感知的血肉,同时也反过来强化了对不可逆转的历史大潮的显现。

当下的作家在处理历史题材时,往往习惯于站在个人化叙事立场上重新展开对历史的理解和想象,将个人置于蜿蜒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探寻个体生命不断成熟和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聚焦于错综复杂的人性欲望与人际纠葛,书写个人在命运失控状态下的茫然与无助,在变幻莫测的时代漩涡中,展示历史丰盈的面相与繁复的可能。朱秀海在《乌江往事》中做了同样的事情,试图实现的目标却另有不同。作者在小说中要演绎或者说“论证”的是中国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和胜利的深层次的原因,与革命、反革命二元对立之外的第三条生存之路,《乌江往事》承担了这一使命,讨论了革命历史大潮的不可逆反本身以及个体生命的复杂性、脆弱性,表达了作家对中国革命不可能不发生和一定胜利这一深层次历史逻辑的思辨和洞见。

2022-05-27 □傅逸尘 朱秀海中篇小说《乌江往事》,《十月》2022年第3期 1 1 文艺报 content64939.html 1 历史叙事的繁复与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