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博物学传统在20世纪的余脉，对于西方作家的影响，纳博科夫是一个值得审视的案例。他从孩童时代起便痴迷于捕蝶、看蝶、制作标本，后来还对鳞翅目之下的分支美洲眼灰蝶进行过专门研究。有趣的是，纳博科夫虽然曾像典型的博物学家那样观察、描绘、分类、命名新种，却没有留下《塞尔伯恩博物志》式的典型文本。博物学之于他的文学创作，并非某种现成的主题，更像是无形的磁场，参与了精神主体的塑造。辨析、解读此类影响与塑造的过程，或许能让我们进一步理解“把博物作为方法”的意义。

将视野聚焦于当下文学场域，博物学和自然文学、生态文学一样，正吸引着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不同之处在于，博物学或博物书写的边界似乎更为模糊，牵涉内容也更为繁杂。参与本期讨论的刘小波、王书婷，对现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博物书写进行了开阔而清晰的梳理，从“看的方法”深度剖析了“博物何以诗学”，分享了诸多具有启发性的观察和思考。青年作家盛文强则现身说法，讲述“与自然界短兵相接”的心得。而他对于“鱼类学家的经验”与“渔夫的经验”的区分，别具深意。

众所周知，“博物学”一词是对Nature History一词的转译。经过五四文学以来几代作家的积累，这一书写谱系又与本土“草木虫鱼之学”及志怪、杂俎、笔记的流脉融合。前人留下的经典文本，即便曾浸润着行走荒野、扬帆深海的呼吸与心跳，也会逐渐风化为标本，若一味沉浸于此类“鱼类学家的经验”或凝固的审美范式，难免会让原本鲜活的感物方式，沦为干瘪的“趣味”，甚至成为被消费主义逻辑标签化的“生活美学”。保持及物的、行走的姿态，当然是恢复“新感性”的必要路径，但过程中也仍需不断反思既有审美范式中隐藏的预设。比如说，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活动已经改变了地球整体生态，地质学家提出的“人类世”一词，启发人们意识到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关系处于深度纠缠之中，由此反观博物学既有传统中的自然观，或许需要启动新的思考。再如，传统博物学所聚焦之“物”，限于动物、植物、矿物的范围，如何能纳入当下日常生活中包围我们的人造物乃至“数码物”，可能也留待今日的“渔夫”们继续拓展视野、更新工具。

——主持人：徐晨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