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笔写《渔具列传》的时候，我理想中的文本即是开放式的，传奇、野史、方程式、考据、采访、引语、地方志、名人生平、考察手记、家族秘史、个体经历，甚至是一些“美的碎片”，都可纳入到文本中。以渔具入小说，自然是意气相亲，它们比人更值得信赖。在船上找到的网片，蟹笼，铁钩，不事雕琢，可谓简到极致，呈现出朴野的骨相之美。由这些渔具充当故事的主人公，而人物退到幕后，反而成为工具的附庸，也是相宜的。
从渔具进入海岛世界，便有了几分人类学的趣味，而具体到名物的勾陈，无疑要大费周章。一件渔具在历史中的流转，还有渔获物的命名与指认，自《临海水土异物志》开始的海洋动物研究，名词的诞生与演变，都需要大量的案头工作。在名词上附着的地方经验，是绵密而黏稠的，渔具的操作经验，海洋动物的习性观察和食用方法，又需要大量身体力行的田野功课。比如渔民说的“火落鱼”，乍听像是俗名，实际却是古音，即是郝懿行《记海错》中提到的“魱鮥”，用今天的分类方法，是鲱科的鲥鱼。然而名词容易习得，而要想打开它，看到内在肌理，则需要方法和耐心，古代文献和实证走访的比照之下，方知海角一隅的博物学自有其渊源。
博物经验作为一种写作资源，固然丰饶可喜，但如果囫囵吞下，它自身的硬度往往会伤害文本。我收集到几百条渔民谚语，谈及鱼类的便有上百条，最后一条也没用到文本当中。然而这并非无用功，只因谚语是特殊的语言风格，放到自己的文字里面会显得跳脱，难以驾驭。比如：“香椿芽咕嘟嘴，加吉鱼摆筛尾”，说的是物候的关联，岸上的植物香椿发芽了，加吉鱼（鲷鱼）的鱼群就要来了。直接使用这类谚语，难免堕入窠臼。提取谚语里的情节，重新构造故事，才算勉强将谚语消化。譬如写到主人公看到院子里的香椿发芽，不由得喜动颜色，他种下一棵香椿，是为了让儿子将来也学他去捕加吉鱼，算是为子孙立一个生物钟。谚语转化为情节，便是逼真的生活场景模拟。至于消化到何种地步，又吸收到何种地步，也只能是因人而异。在搜集谚语的过程中，又加深了对海滨生态的理解，动植物的互相感应，恒常不变的自然规律，在海滨千百年循环，人物命运只是附着在物候当中的一瞬，想到这些，便可进入更为深邃的自然和历史的语境，这或许是谚语的一种打开方式，而不是直接引用它，要克服这种懒惰。
在和渔民的交流中，还可以发现，他们所掌握的鱼类知识，终归是和动物学家掌握的不同，前者尽是细节的呈现，难以概述；后者是科学，可以描述为概念。一个写作者不具备渔夫的经验，只有拿来的鱼类学家的经验，写出的东西就像是在文本中硬生生嵌入了一段百度百科，文本上呈现出的断裂状态，正是认知的断裂。在同一概念的笼罩之下，每个人的认知程度不同，对概念的使用也是大不相同。记得在一位船长的账簿上，登记了售卖货物的价格和数量，带鱼用长横来表示，鲅鱼用短横来表示，鳐鱼用圈表示。名词对他们而言只是记号，他们多数不识字，也不知相应的学名该如何书写，概念在这里消失了，但他们感知到的鱼虾是充满了细节的，乃至有一整套习性、口味和花色、市场价值的综合体，随便问起一种鱼，他们都可以讲得生动有趣，曾看到一个渔民用手臂模拟带鱼游动的姿态，这种生动有趣不是硬做出来的。除了自身观察和介入，他身上可能累积叠加了几代人的捕鱼经验，这或许早已远高于他自身的认知能力，他是集体记忆的承载者。鱼类的名词在这里显得单薄无力，在书面上简化为符号，看似简单，其背后包含的信息量却大到惊人。
每种鱼都对应着一种渔具，随着鱼类的日渐减少，有些渔具也弃掷不用。回想渔具的古典时代，一切都要从无到有，渔船要自己打造，像盖房一样。船上的四棱铁钉都是自己锻造的，渔网要自己织，麻绳要自己搓，还有竹梭也要自己雕刻，鱼篓也是用槐树枝编织的。我父亲那代渔民，总是兴致勃勃地制作工具，如今这些全被工业产品替代，尼龙丝线，机器织网，技术在进步，而人却变得拙笨。写作者要像渔民，退回到手作时代。像渔民那样做到样样精通，熟知各种海洋动物习性，又能据此制作工具，铁、木、竹、麻的工艺壁垒轻松跨越。他们是日常生活中的鲁滨逊，被命运安置在岛上，直接与自然界短兵相接，毫无畏惧，这真是令人向往的境地。
同样作为手艺人，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不会拘泥于文体，也不会只有一副笔墨。古代作家大多是通才，比如明代的张岱，所使用文体之丰富，恐怕少有人注意到。张岱的《西湖梦寻》《陶庵梦忆》是散文，《快园道古》《古今义烈传》是志人小说，《三不朽像赞》是图谱，《石匮书》是断代史，《夜航船》是类书，《陶庵对偶故事》是童蒙读物，《四书遇》是解读经典。文本如此多样，而皆有自我面貌，作者堪称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绝非吟风弄月之辈。精神背景、知识储备与笔墨辞章的齐头并进、竞相追逐，这也正是写作者所应追求的。
界限往往是自我设限，狭隘的身份界定，往往导致自矜。如果一个渔民自认为只是个“捕鱼的”，渔船是木匠的事，渔网是织工的事，卖鱼是商贩的事，那他或许会饿死的。农耕时代留下的封闭和因循，眼界难以打开。而如今的教育中缺少通识教育，人很难进行自我学习，继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有许多作家甚至不认识繁体字，看不了文献，认为“那些东西是专家学者的事情，与我无关”。
曾在海边看到过晒鱼的木架装置，鲜鱼悬挂在上面晾晒成干鱼，当时就想，有的作家会怎样写这些干鱼？或者歌颂一下劳动者的智慧，或者联想一下干鱼制成的美味佳肴，仅此而已。这种“文盲式的写作”，认知层面等于零。动手解剖这样的文本，就会发现，抽离修辞术和公共情感之后，所剩无几，这是典型的匮乏症状，而且难以疗治。所以，我一向看重写作者的其他角色，或者说，由其他角色而进入写作的写作者。这样的写作者可能是土地测量员、长途旅行者、地图绘制者、文献整理者，在各自的领域里，致力于矢量的工作，一旦他们进入写作，或可直指草叶、泥石之本，全然不见游戏文字的轻浮态度。
面对客体世界，唯有放下傲慢，从零开始认知世界。外部世界日新月异，而拒绝认知，便是守脑如玉的愚顽。当博物作为方法，或者是作为观念，作品便会出现复杂的样貌，作为读者，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进入这样的文本。一部书的复杂之处在于，它可以与历史传统有关，同时也与当下生活有关，可看作是一部编年史，一部有关风俗的民族志，而同时也是可供消遣的故事。这种复杂，是对读者智商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