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警察荣誉》开播以来,不时有网友在网上追问:这部剧是不是剧版《守护解放西》?是不是中国版《live》?我要回答:都有道理,但也都不是。
写《警察荣誉》最早的灵感来自一部在中国比较小众的美剧《南城警事》。大概五六年前我看到这部美剧,很喜欢,跃跃欲试地想也许我也可以做类似的剧。后来看了韩剧《live》,我更坚定地想要试试。当我们开始了《警察荣誉》的创作后,我看了《守护解放西》的第一部,观众的热烈反响坚定了我创作这部剧的信心。
但这部剧更多的灵感来自我对警察这一职业的了解。我曾经多次写警察,那时我写得更多的是扫黑除恶破大案的警察,在那些创作过程中,使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基层派出所民警,他们就像我们剧中的赵继伟一样,默默干了许多事,做了许多努力,但总是不被大家看见。但对于警察这个职业来说,他们最大量的日常,不就是基层派出所琐细的、纷乱的、化解矛盾、保一方平安的工作吗?我们这个社会能平安运行,一方百姓能安居乐业,靠的不就是这些默默无闻工作在第一线的“警察小透明”吗?创作一部反映基层派出所普通警察工作生活的影视剧的想法就在那个时候明晰起来。所以,如果说《警察荣誉》有个出身或来源的话,那就是我们身边这热气腾腾的生活。
创作的主旨从那时候就明确了:我们不去写警察破大案除大恶,我们就写警察每天处理这些鸡毛蒜皮,和身边这些有着种种人性弱点的老百姓打交道;不写警察身上的大智大勇,而是写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写年轻人在这其中的成长,写年长者在生活的疲惫中如何对待这份职业,以及如何在庸常的生活中表现出警察的使命和荣誉。
为了写好这部作品,我带着我工作室的几个年轻人采访了济南5个派出所和1个刑警队,采访了几十位工作在第一线的警察,听他们讲述了他们工作中的酸甜苦辣。我们几个年轻人还跟着警察值了几个大夜班,跟随警察们一起处理各种警情,亲身品尝了警察们工作中的快乐和苦恼。现在,写入《警察荣誉》的案件大大小小有几十件,我可以骄傲地说,尽管有艺术再创作,但几乎每一件都是我们从生活中“捡”来的,有些几乎就是原封不动照抄的。我一直记得那天坐在济南十六里河派出所,听所里一位老警察笑着和我们讲起来因为让报案人留血样而引发冲突,所长被迫带着几位警察去当面道歉的故事,甚至包括去之前的心理建设,互相鼓励说一定要坐够40分钟。他笑着说,我们笑着听,听着听着,一丝感动在心底油然而生。这就是引起网上热烈讨论的夏洁去给吴大夫道歉案。我们还在济南龙洞派出所见到了一位“破案狂魔”,一位快50岁的辅警。一把岁数了一个月才挣两三千块钱,住集体宿舍,却一心一意抓小偷、破了大大小小无数案件。在路上走过,看到一个人的身上有奇怪的伤口便会引起他的警惕,他顺手破获了一个专门盗窃工地物件的犯罪团伙。还有李大为刚入警碰到事就喊拘了吧拘了吧,通过采访才知道拘一个人多不容易,警察是多不愿意采取这种手段:办拘留有一整套手续,办下来得花费一整天,在警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有这一天的时间可以做好多事情。另外,嫌疑人有任何情况,比如有病,拘留所就不会收。
警力不足、大量无效警情以及信访压力,是基层干警反映强烈的几大问题,我们在采访中对此深有体会,所以在剧本里也有充分的表达和体现。由此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干这样一份工作,收入不比其他行业高多少,工作量却要大得多,每天应对大量鸡毛蒜皮,那么,基层派出所普通干警,他们工作的动力来自哪里?在本剧中我们给出了自己的回答,那就是该剧的题目:警察荣誉。在我们看来,这世上有某些职业天生是和使命、荣誉这样一些大词联系在一起的,警察这种职业就是。对于基层派出所干警来说,他们的荣誉感不是破大案、除大恶,而是通过自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维持一方安宁,保一方平安,让人民群众的平安指数和幸福指数都有所提高。所以我们给本剧取的名字就叫《警察荣誉》。
我每天也和观众一起追自己写的剧,上一次这样的体验还是我写的《沂蒙》。我看到随着剧情的推进,几乎每天都会引起观众激烈的争论:对那些不讲理的民众,警察是不是在“和稀泥”?为什么法律拿那些地痞无赖没有办法?明明警察没有错,为什么还要去道歉?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想说明一下:
我们设计的八里河派出所位于城乡接合部,辖区里有大量从农村转化来的城市居民。在我看来,这种居民成分的构成是有某种隐喻意义的:并不是说农村居民的素质就比较差,而是过去的农村生活和现在的城市生活代表了两种生活方式,一个是熟人社会,一个是陌生人社会,这两种社会处理问题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比如孙大爷遛狗不牵绳引发的案件中,为什么孙大爷一家遇到事有那么多人帮忙?因为他们过去是一个村的,而过去的熟人社会处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帮亲不帮理。剧中一开头所长王守一有段台词,大意是说我在这儿工作了30多年,我眼看着乡亲们进了城,成了城市居民。他们还不懂得城市生活的规则,但我们懂,我们要教会他们学会遵守城市的规则。这段台词,可以说是本剧中警察在处理许多问题时遵从的原则。在社会生活中,警察可以说处在处理社会矛盾的第一线,他们碰到的许多问题有些是可以用法律处理的,更多情况是法律也无从下手,处于情与法的模糊地带。在这种时候,警察处理问题的原则是尽可能化解矛盾,尽可能还市民生活的安宁。
那么,是不是在情与法界限模糊的地方法就应该让步呢?这个分寸,要就事论事,考验的是执法者的执法水平和人情世故。但有一个考量观众应该是同意的:处理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的,做事不能不讲成本,特别是需要消耗民众的成本时,需要更加谨慎。还是拿孙大爷案来举例:孙大爷一家无理取闹,使小夫妻生不如死,警察可不可以装上监控等拿到证据来法办他们?可以。但法办的力度有限,人数众多、每个人的违法不足以用法律手段打击,同时存在取证困难、取证时间长等问题,而成本呢?则需要以牺牲小夫妻的生活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老警察会更倾向于劝小夫妻委曲求全和解,尽快恢复平静生活。至于孙家子女涉黑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警察并没有放弃努力。
我经常想,中国将有一段相当长时间从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这种情理法的模糊地带是始终大量存在的。在处理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一味追求正义的实现,还要考虑社会的总体安定和成本的付出,我们可能经常不得不做出妥协和牺牲,而社会就是在这种反复拉扯中缓慢进步的。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和为贵,现代讲要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和谐中,就包含了沟通、妥协、各让一步,以及尽可能把矛盾化解于最小的种种生存智慧。如果我们只看到妥协和忍让,看不到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艰难进步,那是一叶障目。但如果我们只希望看到正义的实现而不希望其中存在着任何的妥协和牺牲,那也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任何进步都是艰难的,王守一们在这其中做着身体力行的探索,无论分寸把握得怎样,都值得我们尊敬。
我一直有个观点:现实题材不等于现实主义。在我看来,何谓现实主义?勇敢地面对真现实,不伪饰、不回避、不矮化、不溢美,提出真问题,引出真思考。我自豪地认为,《警察荣誉》在某种意义上做到了。我将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为了我们的明天更美好。
(作者系《警察荣誉》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