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身在延安、担任鲁艺教员的周立波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此后，他分别在土地改革运动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创作出《暴风骤雨》与《山乡巨变》这两部现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周立波的生活道路、写作生涯无不深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其探索过程与创造性也丰富了《讲话》发表后的文学面貌，构成了当代文学的重要经验。
周立波在不同阶段的作品形态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在创作上主动且艰苦的探索，几乎贯穿于他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创作历程中。比如，《暴风骤雨》与《山乡巨变》虽同样产生于革命运动中，表现了“中国农村的两场暴风骤雨”，可从再现视角和写法上看，两部小说又有相当程度的区别——前者直接表现运动中尖锐、鲜明的阶级斗争，后者却更着意于从生活的涌动里呈现合作化运动“诞生的艰难”与“落生的踏实”。1942年6月，周立波发表题为《思想、生活和形式》的文章，讲述他对《讲话》的理解、表达其进行立场改造的决心。1959年，这篇文章改题为《生活、思想和形式》收录于他的文学论文集。这一顺序上的调整，折射出作者经由20年间的现实实践与创作实践，对《讲话》的深入体会与摸索。
周立波多次强调“生活源泉论”对其创作的影响。“生活源泉论”是《讲话》奠定的重要写作原则，在当代文学的传统中占据核心位置。《讲话》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可是，《讲话》所确立的并非是抽象的理论原则，它如何改变作家的主体状态、进而如何作用于文学创作都需要从更为具体的经验入手进行考察。
概括地说，“生活”的提出，一方面改变了作家主体与现实的关系。它鼓励作家要突破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定期、长期地到农村、工厂中去，熟悉和学习工农兵的语言与生活，进行自我改造。与此相关的是，延安整风之后，“深入生活”逐渐成为了一种机制，成为作家在创作之前必须要完成的“规定动作”。这一机制还强调作家要通过深入工作来深入生活。正如1943年凯丰在《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在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所强调的：“不要抱收集材料的态度下去，而要抱工作的态度下去……把工作做起来，把工作搞好，在工作中体验生活，与群众和干部打成一片，材料自然会丰富。”这也调整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即如何“写生活”。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学不能止于直观反映现实，而要写出生活的理想状态。作家能否写出理想生活所根植的现实土壤，是决定作品是否概念化的重要因素，也对作家的现实理解力、文学表现力提出了特定的要求。
实际上，不同作家进入“生活”、表现“生活”的路径都存在差异。《讲话》提出的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方向，而如何从一般性的生活中挖掘“生活的矿藏”、如何从这一过程中具体摸索工作经验、生活经验、创作经验，如何理解几种经验之间的关系，却需要作家调动自身的能力与体会。上述过程的强度与深度直接关联着作品的现实主义品质。不同作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来的不同的实践能力、把握路径，也使1950年代的小说在生成机制与文学样貌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性，并形成了当代文学区别于现代文学的重要经验。比如，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赵树理推崇“共事”，通过参与工作的方式进入生活，了解农村人的所思所想。于他而言，把握了工作的关键环节，也就把握了文学的关键环节，因此，他的作品多围绕工作中的“问题”展开。赵树理的这种基于工作体会把握现实、构造小说的创作路径，既非周立波所擅长，也不是他最想要抵达的。
周立波在不同时期对“生活”的理解与“深入生活”的实践状态也有区别。《讲话》前夕，周立波曾主动要求到延安附近的碾庄乡体验生活，在农户家中居住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回到鲁艺后，他以此经历为蓝本写成短篇小说《牛》，这是他创作的第一篇农村题材小说。他集中观察了下乡期间最熟悉的一位农民，并围绕他的生活刻画了几个生动的日常片段。1946年10月，周立波跟随工作团进入东北，抵达松江省尚志县元宝镇。在这半年的时间，他担任区委书记并亲身参与土改实践，通过工作获得了与农民广泛接触的机会。接受《讲话》后，他反思了《牛》写“身边琐事”的题材、检讨了在碾庄乡时对生活的“旁观”立场，《暴风骤雨》就力图写出更加宏阔的政治运动。尽管《暴风骤雨》在1950年代受到了相当的认可，可他仍遗憾小说未能塑造出饱满的典型人物。
1950年代以后，周立波进入石景山钢铁厂参观访问、体验生活，尝试在《铁水奔流》中创造出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只是，这一深入生活的努力无论是在文艺界的评论中、还是在作者多年之后的回望里，都不能算是成功的。1950年代中期之后，周立波多次返回故乡湖南益阳，帮助当地的干部与群众建立、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时期，他反思了《铁水奔流》“在生活中，却没有生活”的经验，在生活投入、生活呈现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他集中力量构思长篇小说《山乡巨变》的同时，也创作了不少短篇小说，确定了个人的叙事风格。
从“深入生活”的要求看去，周立波每一阶段的创作都依托于实际工作的经历与体验，如参与东北土改、深入工厂、下乡参建合作社。这种带着作家眼光下乡，依托实际工作经验进行写作的过程体现了《讲话》后逐渐成为常态的创作要求。可是，如果对周立波这三次实践的过程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他不仅每次介入现实生活的深浅程度不同，而且在此过程中生成的工作意识、现实感知、观察人的视角都有所变化。
以《暴风骤雨》与《山乡巨变》为例，《暴风骤雨》的创作是与东北土改运动同步展开的，作者处于一种“在运动中写运动”的状态。一方面，文艺要及时反映现实；可另一方面，作家要不断在变化的现实形势与流动的生活当中把握住整体性的运动。周立波借用了政治所提供的典型经验作为认识现实的基础，而有些忽视了典型经验背后的现实依托和生活感觉。这也某种程度造成了小说后来被诟病的政治逻辑与生活逻辑相分离的问题。构思与写作《山乡巨变》的周立波同样处于运动当中。周立波在家乡益阳参加了大量的建社工作，据《周立波评传》描述，为说服农民入社，“周立波和乡互助合作委员会主任陈桂香一起，每天起早睡晚，冒着隆冬的风雨和严寒，不是走村串户，做说服动员工作，就是参加各种会议”。在这个过程中，他与农民建立起深厚的关系。在周立波看来，作家要在生活中磨炼观察生活、观察人的能力，而且要做到“事事注意、处处留心”，然后再“挖掘得深”。其中，政治运动可以使现实的展现更加鲜明、充分、生动，从而辅助了作家对现实的观察，帮助作家的眼睛抵达真实。经由这种艰苦认识过程锻造起来的主体，其创作反过来也可以构成对革命政治的补充。《山乡巨变》通过邓秀梅的入户过程，呈现出复杂而丰富的生活世界如何构成合作化运动的深厚支撑，表征了革命应该抵达的深度。这种从深厚而具体的生活土壤出发勾勒甚至反观运动的方式，呈现出不同于《暴风骤雨》的把握路径。
“生活”构成了解放区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核心经验，周立波曲折的探索历程呈现出，它确立的不是某种抽象的理论，而需要作家不断潜入生活底层，探求认识生活的方式，在理念与现实的往复中锻造主体，从而拓宽现实主义的品质。这种对生活的持续探索对今天的乡村创作依然具备启示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