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新诗”的出现，当然有其内在的自我根源，同时也普遍被认为是接受西方诗歌文化影响的结果。其实，接受西方诗歌文化，把翻译过来的诗作为一种参照，也未必不是好事。至于接受其影响的大小和效果，关键在于写作者自己能否有效地进行转化、结合。过于欧化、拗口的翻译腔，无形中会拒绝掉相当数量的读者。

那么，新诗被冷落，单纯是因为“新诗翻译腔”、“新诗难懂”？我说也不尽然。为什么我国古代那么多经典诗词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偏爱？难道古代诗歌比现代诗歌好懂？我认为，多数诗人不是在自由状态下写诗，他们的精神桎梏决定了他们不能赋予诗歌以生命的活力。为什么人们对很多新诗那么冷漠？因为很多诗还没有写出当代人的“乐点”或“痛处”。

当下写作环境这么优越，能长久留下来的诗歌作品却很少。为什么？我认为触动人们心灵的诗太少了，读了和没读一样，引不起人们心灵的波澜。媒体炒作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诗的声誉。各种圈子的评奖活动日益频繁，许多诗人拼命地想让人们记住他，可越这样人们越不买账。往往评奖时热闹一阵，过后谁还记得那些奖和获奖的诗人诗作。这种现象和我们的时代需求相悖，原因何在？写诗的人都应该扪心自问。

二

真正的艺术家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真实内心而写作。文学虚构是可以的，虚假就不成了。文学的基本要求是真实。文学的内容就是人心和人性，所以人们习惯地把文学称为人学。其基本含义就是把内心的变为外在的，把情感的变为语言的，把自己的变为人类的，把瞬间的变为永恒的。对于诗歌写作而言，更是如此。

我的写作都基于我对生命的思考。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和挫折，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可以让我更加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写作。在写作上，一方面要表达自我的心声，另一方面要敢于为他人发声，尤其是当人们觉得委屈，面临需要解决的问题并相信应该有解决办法的时候。好的文学作品，固然要关注具体的社会议题，但最终要落实到更具包容性的人性层面：人性的脆弱与美好，人性的丰富潜能。不能将人简单地放在这边或那边，界定为好人或坏人，由此将人性简单化。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或者绝对的坏。这些不易说清楚的东西，是成就好作品的关键因素，是永远吸引作家和诗人的写作着力点。

诗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复杂的，不是有了社会生活就有好诗，但好诗中必须有社会生活。过于关注自我，写出的是“呓语诗”；简单地记录社会问题，不注重角度，不注重独立精神，也照样不是合格的诗。好的诗歌作品是政治性、社会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不写政治诗而诗里也有政治。没有纯粹的没有政治的诗，说不涉及政治的诗只是另一种说法罢了。

把诗歌当成一种艺术，不受虚荣和贪婪所驱使，对人性的本质进行深层次的挖掘，表达真情实感，这样的诗人越多越好。多数诗人没有很好地把“为自己创作”和“也为别人创作”有效地结合起来，使自己禁锢在“仿制品”中，而与欣赏者不能产生共鸣。当代诗人不克服浮躁心理，把自我的命题和时代的命题艺术地结合、呈现，就难以创作出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诗歌作品。

三

诗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是个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读诗、写诗终究是少数人的事，是不可能彻底“大众化”的。即使在诗歌最“走红”的年代，人们也不是“每餐必有诗”。新诗永远成不了人们餐桌上的“当家菜”，只是“山珍海味”而已。多数人离开诗歌，照样活得好好的。只有少数人为诗活得死去活来，成为诗的殉葬者。

在人们动辄谈及“诗歌边缘化”的今天，我们依然能用诗歌把自己的生活呈现出来，把自己的内心呈现出来，这就是写作者的幸运。只要有文学梦，生活中就有诗，快乐和困惑都能在诗里找到。其实，对于所谓的“诗歌边缘化”，大可不必恐慌。自古以来，诗歌都是边缘化的，诗歌写作始终是寂寞的事业。对于写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谨慎对待自己笔下写出的每一个文字。但使人感到悲哀的是，我们多少“写诗的人”，还在肆无忌惮地制造着文字垃圾。历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出自己声音的机遇，我们的诗应该忠于自己内心的感受，应该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我比较关注时代的底层人，尤其是那些挣扎在最接近黄土地的人。尽管他们活得很艰难，但并非都是绝望与痛楚。他们那内心的悲、内心的痛，总同时也包含着些温暖与坚毅，因此也隐约地闪现着那永恒存在的对未来的希望。

美国诗人惠特曼有一句广被引用的话是：“伟大的读者造就伟大的诗人。”这里他指出了“读者”与诗人、文化与诗歌的相互造就的关系。我想，诗人在写诗的那一刻，不会真的去计算这首诗的读者多寡，这种关于读者的观念应该作为一种无形的“思想”或“意识”，隐藏在从构思到完成的整个过程中。它不仅关涉怎么写的问题，也关涉到写什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