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乡台》是赵伟近年来最有分量的一部作品，洋洋洒洒138万字，向人们展示了在巴蜀大山中望乡台下的四合院里赵氏祖孙三代跨越百年的生活。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望乡台》共100章，在每一章的开头都有一首简短的民谣，还有一些民谣则穿插在作品的叙事中，这些民谣与小说的内容遥相呼应，从侧面反映出广大劳动人民日常生活中所包含、体现的母语文化，可谓是《望乡台》重要的“副本”。

民谣版本众多，其中包含的思想是非常驳杂的，良莠不齐。《望乡台》中的民谣显然经过赵伟的细心选择。事实上，相较于流传下来的民谣，逐渐消亡的民谣可能更多。而之所以有些版本的民谣能够不断流传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这些民谣所宣扬的道德观念积极、健康、合理，更具有普世性。例如《望乡台》第五十七章中的民谣《十劝姐》，“一劝姐，初当家，莫学当初在娘家，月亮溜儿月呀，支人待客分上下……十劝姐，莫作恶，恶人还有恶人磨，月亮溜儿月呀，哪有恶人无奈何”。还有一同出现的《十劝夫》：“一劝夫，莫嫌妻，戴花要戴头一枝，月亮弯儿月，这山高来那山低。……十劝夫，听我言，知心话儿说不完，月亮弯儿月，人不值钱话值钱”。在《望乡台》里，这两首民谣是在树兰和德辉成亲之日，众人在吃酒席之时唱班所唱的。前者是对女性的婚前教导，后者则是对男性的婚前训话，既是婚前教育，更有警示意义。 当然，民谣不只是道德教化的内容，还有记录人们生活、习俗的内容。例如第五章前的《收麦歌》：“咣咣过活，割麦插禾。推米磨面，擀面烧馍。快收快割，不受饥渴。”这首民谣展示了收麦时的场景，也表达了广大劳动人民最质朴的愿望，即通过自己的劳动填饱肚子。而在小说里，望乡台的人们了解到南昌起义后时局动荡，赵氏四合院里的众人也对未可预知的社会变动而感到忐忑不安。只不过，生活还要继续，大家照旧织布耕作，守望着自己脚下的土地和家园。当然，这些民谣大多又由生活情景而上升到价值观念的层面。例如第二十七章中的《十月怀胎》：“一月怀胎在娘身，无踪无影又无形，犹如田里浮萍草，不知定根未定根。二月怀胎在娘身，两脚无力路难行，新接媳妇脸皮薄，孩儿在身难知音……娘在房中叫肚疼，一阵痛来痛难死，二阵痛掉十二魂。娘奔死来儿奔生，只隔阎王纸一层，王母打开金戍数，母子跳出鬼门坑。”小说里玉珍难产，昏迷三天三夜，被一声春雷惊醒后，众妇人去看望，大嫂陈氏有感而发所唱。这曲民谣唱罢，勾起了女人们的怀胎感受，人人眼含泪花。不难想象，当母亲听到这首民谣的时候，会感慨自己十月怀胎的不易，更加爱护自己的孩子；当丈夫听到这首民谣的时候，会感慨妻子十月怀胎的不易，更加珍视、疼爱自己的妻子；当孩子听到这首民谣的时候，会感慨自己母亲十月怀胎的不易，会更加孝顺母亲。 民谣大多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是民风、民情、民俗的“活化石”。《望乡台》所择取的民谣大部分是在巴蜀地区流传，例如第九章前的《响鼓》和第六十五章前的《打花牛》便主要反映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所以，这些歌谣可谓是农耕文明的一个缩影，是母语文化的珍贵载体，是文化记忆的重要显现。 而《望乡台》民谣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晚清、五四以来的100多年间，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之间形成一个醒目的断层，承载着深厚传统的母语文化渐趋边缘，这已然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小说中的赵子归对现实生活以及传统文化都曾有过质疑，机缘巧合之下得以游历美、加、英、法等国家，但是总找不到一个适合他停留的地方。而最后他归国时，去机场接他的人问道：“外国的月亮是不是比中国的圆？”赵子归惭愧地答道：“年轻不晓事。”当他读到记录父辈历史的《回忆录》时，小时候爷爷奶奶在月亮下讲的故事渐渐穿越时空鲜活起来，他慢慢领悟到先辈们的呐喊抗争、驰骋厮杀、忍辱负重，全是为了让子孙过上幸福日子。一幕幕场景在他的脑海中一再浮现，不由得让他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最终，当他回到家之后，见到自己的父母和孩子，听到那首《玉皇问》后，他的内心安定下来，漂泊的灵魂最终找到了归宿。这个过程，外在的是人物半生飘零的经历，而内在的其实正体现了文化认同。扬·阿斯曼曾谈到，个体对某个集体或文化的归属感并不是自动生成的，也就是说集体认同感并不是天然和必然的，每个人都会受到文化与社会的影响，个体意识要转变成集体认同感要么需要借助例如仪式等外部手段，要么需要通过亲历、比较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及生活方式，然后方可意识到这种归属感的存在。而民谣的吟唱正是民族内部凝聚向心力的一个重要仪式，“非我族类”是很难参与其中、乐享其中的。这也恰恰是民谣的现代意义，是民谣沟通时空的特性所在。

作者赵伟谈到，“这些民谣百分之九十是现成的，少部分是我根据民谣的体裁风格以及与文章内容契合创作的。民谣是古文化，是一个地方的历史，是我们思想的‘故乡’，而我的小说是现代故事，想用这种结构形成‘古今对应’的效果，也是一种‘望乡’，文化望乡。”由此可见，这些民谣虽然不是作品的正文，但的确承载了作者的文化思考、文化期待。而这些厚重的品质恐怕也正是《望乡台》值得重视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