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图 鲍鲁平

纵观当下的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成果，有两部作品令我们关注、令我们深思，那就是徐锦庚的《涧溪春晓》和朱晓军的《中国农民城》。两者都提出了一个严肃而沉重的问题——富了以后怎么办，是否还会返贫？

一

面对成功的喜悦，徐锦庚、朱晓军的思虑更深了一层，脱贫之后发展的阻力来自何方？怎样保证农村改革的继续深入发展？徐锦庚、朱晓军都是那种时时走向大地，不断躬身调查，有着丰富的生活体验和深厚理论修养的学者型作家。

王安石说“无财民不奋发，无气国无生机”。脱贫攻坚无疑解决的是“财”，那么“气”呢？这个“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信仰，就是文化。徐锦庚笔下的三涧溪是一个由穷致富，再由富返贫，又从乱到治，重新脱贫致富的村庄。这是一种具有深刻性、长远性的题材选择，是“后脱贫时代”面临的紧迫问题。用徐锦庚的话说：“我写三涧溪，是想顺着高淑贞这条主线，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抽丝剥茧，理清成绩背后的脉络，探寻事物发展的规律，破译乡村治理的‘密码’，为基层治理提供一份鲜活的‘样本’。”作者深刻指出的是“二律背反”问题，发展和秩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和张力，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的旧秩序必然崩溃，新的秩序依赖于发展而建立，越是快速的发展，对社会秩序的改变越频繁、越剧烈，所引发的社会矛盾越多，所以高淑贞始终在做成风化人的工作，以求基石永固。

朱晓军的《中国农民城》写了无职无权的农民，一群最初富起来的“猴子”们，为了追求幸福生活，在陈定模的带领下，不要国家一分钱，创建了龙港市这一农民城。他同时写出了少数人在干、“多数人”在看，甚至有人在捣乱的现实，进一步也揭示了“农民一边向往着城镇的生活，一边把龙港当成乡下”。也就是徐锦庚所说，身已在宽敞明亮的楼房，脑袋还蜗居在低矮的平房的小农意识。长此以往，脱贫攻坚的成果也只能是“幸福犹如西湖龙井，耐不住岁月的冲泡，渐渐变得寡淡乏味”。两部作品彰显着两位作家魂牵梦萦的苍生情怀，以及他们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素养和永恒的焦虑。

二

两位作家如此写，均在深刻反思文化问题，要想彻底解决“返贫”问题，就必须解决思想文化问题。

“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尽管我们的“普九”已进行了28年，但没有经过“普九”的“70后”“60后”“50后”“40后”还有多少文盲半文盲？“70后”“60后”正是社会中坚力量，他们的文化心理素质正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搞得轰轰烈烈，但历史已远去，当下要面对的是信息时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认为，对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继承和发扬的问题，而且是重塑的问题，只有重塑才有现实的坚实基础，才能选择性继承。报告文学的终极目的就是整理世界与人心，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就像在汨罗江畔苦苦寻觅国魂民魂的屈原一样，“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我们通常认为，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人的思维方式，可在真实的历史中，思维方式总是先行的，是先有了思维方式的重大改变，才有了生产生活的重大改变。两位作家关注的恰恰是脱贫攻坚后的上层建筑、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的反作用力。用徐锦庚的话说：“脱贫攻坚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寻找致富门路，而是如何提高治理能力，提升文明素养”，即“直面问题，担当作为，成风化人，由乱到治”。徐锦庚、朱晓军的创作告诉我们，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富裕和文明，仅仅有富裕而没有文明，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

三

《涧溪春晓》和《中国农民城》开一代新风，使中国报告文学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报告文学一抹绚丽的霞光，是因为两者均具有强烈的干预生活的力度，这在近年来的报告文学作品中是少见的。报告文学应注意正向增益功能，深度干预生活无疑也是正向增益功能。干预生活不是单纯地批判揭露，不是一味地揭露阴暗面，更不是不计后果的爆冷。在抒写正能量的同时，鞭挞平庸、落后、封闭、保守、颓废、自私、弄权和特权，亦是干预生活。

人类天生就对负面信息更为关注，并在记忆、情绪、决策等方面给予负面信息以更大权重，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负性偏向。因此，在审美心理上，人们也自然存在着负性偏向，用中国民间的话说，就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而揭露与批判负面的东西，又恰是报告文学的责任之一，这便使作家的创作心理与读者的审美心理无缝对接，融为一体，这就是报告文学深受民众喜爱的真实原因。

纵观这两部作品，徐锦庚干预生活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在《涧溪春晓》中，作者指名道姓批评的负面事情，所涉单位和个人的数量已达35个之多。读此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高晓声的创作、赵树理的创作和“写中间人物论”，也就是说，徐锦庚有一种明确的艺术追求，写负面人物，写中间人物，这样才容易出戏，才会产生生动的戏剧效果。历史明确地告诉我们，在和平年代更多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先进与落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公与私的斗争，是人民内部的利益之争，而这种矛盾冲突更集中地表现在中间人物、落后自私人物身上，也更容易体现出观念的冲突。在这种日常、平凡、琐碎的矛盾斗争和矛盾调和中，才能更准确地塑造平凡而伟大的英雄。

朱晓军的《中国农民城》深刻揭示了主流意识与主导意识相斥，悖论、谬论、矛盾斗争就会堂皇而起，这是当前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之一。道理很简单，在散漫懒惰成习的人海中，如果有一个人高呼“勤劳致富”，那他必然就会是不被接受的异类，所谓的主流意识就不买账。从灵溪事件、退地风波到形形色色的检查组共同形成了一个“场”，这个“场”便是当地“局域性”的名正言顺的主流意识，就是想千方、设百计要让龙港建设失败，要让陈定模下台。这些人只是因为一定的个人缘由，因而具有把控形势能力的麻烦制造者。朱晓军有胆量把他们彻底揭露出来，让我们深深感到报告文学作家干预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近年来，类似的作品还有李朝全的《隔离记》、萧根胜的《国瓷之光》、唐明华的《乳娘》等，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干预生活、干预现实的“黑色幽默”之风，作者在无奈的幽默中发泄愤怒和不满，表现着现实的某些可笑和荒唐。这让人想起鲁迅的笔法和鲁迅杂文的力量，因为本文主要聚焦于脱贫攻坚主题的创作，故其他作品就不一一展开论述。总之，我们看到了报告文学雄深雅健的新风格、新气象，也看到了报告文学干预生活的回归，更看到了中国报告文学一抹绚丽的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