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好作品，最可贵的是创新，打破旧有的均衡、冲出惯性的审美思维，破旧局、出新意，给人以独到的审美感受。读阿莹的长篇新作《长安》，我就感受到了这种“破局”之美。
第一个破局，是在当代文学工业题材长篇创作中破局。翻开小说，上世纪50年代积极蓬勃的社会面貌徐徐展开，那是我这个年龄的人所熟悉的“一五”时期，国家全面复苏，社会面貌和人的精神状态都充盈着生气。小说以“一五”计划作为开头，一直写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如一些论者所言，作品以50万字的体量刻画了难得一见的军工场景、不可多得的各色文学人物及他们的故事，书写了炮火连天下的爱恨交加、大山深处的世俗争斗，交织成一个时代的传奇，“好读耐读，不可不读”。是的，《长安》完全可以视为一部新中国工业化的创业史和发展史，它让你想起当年草明的《火车头》、艾芜的《百炼成钢》、周立波的《铁水奔流》、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等等新中国初期的工业题材作品，弥足珍贵地接续了反映新中国工业化这条文学脉络。
阿莹是陕西人，自小生活在西安一个国营军工大厂社区，童年记忆让他与军工社区有了与生俱来的亲缘关系。作者将童年记忆和青春经历自如地融汇到作品的人物和环境之中，通过文学渠道，将作家的生存经验投射到军工人的现实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人生记忆和生命体验，让作品从字里行间散发出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温馨，像春天新翻的土地在阳光下冒出腥冽的气息。作者曾担任过军工企业的行政职务，改革开放后还参与过更大范围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些经历都在作家的书写中默默发酵，个人的生命体验一一转化为作品的艺术经验。真切和真诚生发美，真诚的倾吐是文学审美中的重要一环，作家意识到并抓住了自己在这方面的优势。
小说的“破局”之处还在于，它不但接续了描绘新中国工业化的创作脉络，更以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垫底，“破局”前行，以审美方式重释历史生活和个人经验，进一步揭示了共和国新兴的军工企业体系走向改革开放、古老的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作品尽管没有正面展开工业战线的改革开放图卷，但小说在结尾处对“计划”与现实需求严重脱节的反思，以及忽大年从秦岭靶场返回工厂后对自己命运的未知，已然客观表现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人物的焦虑和苦闷也是时代的苦闷，是军工大厂、军工人的苦闷，是那一代人渴望创造革新的生命冲动。作者的这种认识远远超出了故事发生时代的认知水平，极具动态感和现实性。
回顾当代文学中的工业题材创作，大致是在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曲线中逐步深化发展。上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题材创作是一个阶段，可称之为“初创期”。改革开放伊始，以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和张洁《沉重的翅膀》为代表，是极有力度的“另起一段”。此后不久，工业题材作品大幅度超越题材界面，深度融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和人性思考之中，融进了“问题小说”“都市小说”“市场经济生活小说”之中，其独立性几乎消融了。这其实是工业题材创作对传统行业题材的一次大的拓展和深化，或可称之为“外溢”期，是一次“外溢”式的掘进和发展。但工业化进程是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文学在再现这一部分时出现了缺失。《长安》和阿莹的另一部军工题材话剧作品《红箭，红箭》是对这种缺失的回应，是工业题材在“外溢”后的一种高层次回归。作品看似重又回到工业题材本身，重又集中展开相当纯粹的工业社区生活，但其实是一次否定之否定，带有“破局”的意义。作家对现代工业社区生活的描写，其角度和深度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作家和作家笔下的人物、生活，都吮吸、浸润了新时代新的生长素，因而有了各自的新境界。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内生”式的发展期。
阿莹以自己的军工题材文学创作，较为完整集中地展示了我国工业题材创作由“初创”到“外溢”再到“内生”的阶段转变，反映了在一个甲子的历史发展中，新中国工业化进程由传统计划经济到新的改革实践这一艰辛的创业史和曲折的发展史。随着生活画卷的展开，作者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命运遭际和人情冷暖，保存和展示了极具历史和审美价值的生存方式和心理经验。读者为英雄赞歌所激励，而遗落在时代搏击深处的余音和隐幽，又触动我们去思考，或引发会心的一笑。文学不应只是审美化的社会史，也是审美化的精神史、心灵史，用作品保存各个生活阶段的生存样态和心理经验，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责无旁贷。
回归工业题材，并不是将工业社区的生活从整个社会生活中剥离开来、封闭起来，那不符合生活现实，也不符合文学规律。文学视角下的任何人、任何事，都是整个社会生活中人和事的有机构成，阿莹深谙个中道理。在《长安》人物谱系的构筑中，他让军工社区生活呈现出向社会生活全维度的网络状辐射，在这里，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作者追求“破局”的文学胆识。
小说集中细致地描写了忽大年一家和他的战友们命运的起落离散，将较为单纯的“小长安”的军工生活和那个年代“大长安”的城市风云乃至和整个社会、国内外局势的大变动贯通一体，作了立体的表达。
小说主人公忽大年和他战友的经历，使战争与和平两个时代融接一体。他们由旧社会的掘墓人转变为新中国的建设者，这是两个历史阶段的辐射；他们将长安厂区的军工生活和长安古城的社会生活融接一体，这是一种小社会向大社会的辐射；他们将社会人和职业人融接一体，既具有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使我们感到熟悉和亲切，又有行业独有的心理和语汇，使我们感到陌生而新异，这又是一种多重身份感的辐射。
小说通过忽小月这个人物，将中国的军工生活、军工文化向域外的俄苏文化、世界文化辐射。时代的特殊环境造成了她人生的坎坷和感情的跌宕，最后甚至酿成生命断崖式的戛然而止。在相对闭塞的1960年代，这实在是一条罕有的、又极需勇气才能建构的生活和文化通道。
连福，一位东北籍的专业技术人员，却对历史文物分外钟情。这种文化情怀，使他与长安古都有了深切的精神关联，既将现代科技的军工事业和长安这块土地深厚的历史文化融接到了一起，也成为忽小月钟情于他的一个文化因素。这个人物的设计，将幽远的城市文脉、人物的职业身份和自身最隐秘的感情生活融接起来。
我想多说几句黑妞。在文学画廊中，黑妞是个十分有新意、有寓意的形象。传统农业文明和现代都市文明、工业文明的融接，构成了黑妞的人生轨迹。她以乡村传统伦理的姿态进入作品。战火纷飞的特殊环境，使她与新婚的忽大年离散，但她冲破一切环境和精神上的阻力，自东鲁西行至长安寻找心中的“他”。她并不想干扰对方现有的家庭，只是希望贴近着、支持着、遥感着这个与自己有着联姻之缘的人。她的人生轨迹和精神内涵，让我们鲜明地感受到了中国女性由传统农业文明融入现代城市文明的过程，感受到了传统伦理亲情转变为革命战友情谊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妇女由传统的贤良忠厚转向军工人的责任担当的过程。黑妞身上凝聚了两段历史、两个时代。
最令人钦佩的人物（忽大年），最凄美的人物（忽小月），最能在灰色人生中发光的人物（连福），最复杂而酸楚的人物（黑妞）……人物是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结晶，以上种种辐射性的人物布局网，使作品有了极大的社会视野和历史纵深。作者将一系列人物写得熟稔如故人，却又陌生若新知，通过构建这些关键人物的网络，使得具有军工特质的特殊人生和生存场与社会大众的人生和生存场相交叠，既写出了军工社区的日常生活，又凸显了他们在军工事业中闪耀的光彩。这种光彩，由战争年代不怕牺牲的血性，到和平年代自力更生的骨气，再到军工生产的科学工匠精神，三位一体，迎面而来。在艺术审美的坐标中，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更是感情关系、亲情关系、情绪关系的总和。作者从这个层面展开笔墨，可谓棋高一着。这一组丰满、罕见的军工人群像，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的一大收获，具有开先河的“破局”意义。
第三个“破局”，是小说以军工生活作为基点，侧面描写了在朝鲜战争之后，新中国所经历的三次战争：1958年台湾海峡的金门炮战、1959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及1969年中苏边境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作者抓住军工生产能够辐射国内外政治和社会生活走向的特殊优势，对三次战争作了延展性展示，发掘出军工生产和军事斗争的固有联系，也使作品具有国际国内的大视野，极大拓展了小说格局。一部小说贯连三次战争，在当代文学史上，应该是一次“破局”之举。
从作品内容和构思的实际需求出发，小说对三场战争的描写并未正面展开，而是围绕军工生产和人物塑造的需要，撷取吉光片羽作点式描绘。用军工人的事业和生活，将国家整体生活的大走向自然地牵引出来，让战争与战斗精神与人物的性格命运实现了无缝衔接。
中印自卫反击战前线急需新型炮弹，为尽快试验成功，已经被正式宣布“靠边站”而不再履行厂长职责的忽大年，奔赴中印前线“拆哑炮”，军工人那种勇毅献身的精神何等撼人心魄！忽大年带着独生儿子忽子鹿去珍宝岛实战中试验反坦克火箭弹的威力，父亲举荐儿子作第一试验射手，将自己的亲人推向最危险的岗位，又是何等大义凛然！忽小月与俄苏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个人命运在中苏关系敏感期无端又无助的起落，令人何等揪心！连福一行人去东南前线送弹药搞测试的那段艰苦而又逍遥的生活，又是何等新颖独特！
战争不但是国家力量、民族精神的锻锤，也会给每个参与其中的人在精神和性格上淬火。小说展示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在军工生产和军事斗争中逐级升华的过程。为了民族安危和国家强大，他们践行军工报国的信念和科学创造的精神；在社会风浪中，他们喷薄着英雄主义的血性、工人阶级的骨气、抢攀科技高峰的豪气；在生命大道上，他们止戈为武、以强致和，以军事实力求天下太平。中国军工人的精神境界由此得到了一层深于一层的开掘展现，这种展现是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审美重构和文学叙事得到实现的。
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匍匐的民族，不大力弘扬英雄主义的民族是萎靡的民族。《长安》高扬血性、骨气的英雄主义精神，给文坛吹来了力度强劲的崇高审美之风。小说《长安》又一次告诉我们，探索永远是创作不竭的源泉，创新永远是创作不变的追求，“破局”“开局”永远考验着作家的勇气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