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阅读李洱的小说，会发现他的作品有一些相对稳定或反复出现的元素，比如济源、济州是常见的地理标识，满腹经纶而又夸夸其谈的大学教师、诗人或记者，风流成性的男人和妖娆性感的女人，破败隐忍充满背叛的婚姻，以及生存的尴尬和精神的悬浮是常见的“人的风景”。一个职业化的写作者在其创作生涯中往往会自觉重视自我的内在连续性，这些连续性和稳定性常常又能通往作家叙事与思想上的总体性。在李洱从《福音》（1987）至《应物兄》（2018）的写作历程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相对稳定的李洱式的写作经验，比如聚焦或重视日常生活、知识分子、对话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等内容，呈现反讽、互文、复调、悖论的诗学特征。李洱曾说，他的小说是相互关联的，也有某种连贯性，他直言《饶舌的哑巴》《花腔》《午后的诗学》之间是一种“衍生关系”，他总想在后面的小说中把前面写作时产生的一些想法往前推进一点，尽量丰富一点。如果从小说人物的连续性来看，费边、费鸣、孙良、张亮、杜莉无疑是反复游荡在李洱作品中的人物“幽灵”。相对于吴之刚（《导师死了》）、葛任（《花腔》）和应物兄（《应物兄》）这些被读者阐释较多的知识分子形象，边缘人物费边并未得到太多关注。而看似边缘的“费边人格”与“费边视角”，对于理解李洱的写作和诗学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在李洱1990年代至今的小说中，《黝亮》《国道》《午后的诗学》《喑哑的声音》《应物兄》中直接出现过费边这一人物，在这些小说中，费边有时是配角或边缘人物，有时以费边作为视点人物或小说主角，有时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我的朋友费边”的生活内容。如果从人格气质上看，有些小说的人物即使不叫费边，实际上也与费边共享着类似的人格气质，比如《饶舌的哑巴》中的费定、《错误》中的张建华、《缝隙》《光与影》《悬浮》里的孙良。李洱是一个对于文学细节非常考究的作家，对于小说人名常常不是随意为之，他曾说，给小说中的人物取名比给孩子取名难，因为小说中人物的名字要符合特定的环境，还要考虑到小说的主题、小说的人物关系和结构方式。那么，“费边”这个人物的命名是否也有类似的匠心？这一人物的气质与小说的主题表达之间是否存在隐秘的关联？无疑是颇为有趣的话题。费边，这一名字很容易让人想到古罗马权倾一时的贵族费边氏族，尤其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采用拖延战术打败汉尼拔，挽救罗马于危难之中的费边·马克西穆斯。与此相关的是被人们所熟知的“费边主义”（Fabianism），作为诞生于19世纪后期的英国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费边主义”主张知识人以独立身份参与到社会改良实践中，同时主张通过理性思考提出解决方法，并提倡渐进实现。那么，李洱笔下的“知识分子费边”与“古罗马英雄费边”之间是否有某种内在的关联？当代费边在精神气质上与费边主义是否有赓续或历史反讽？

费边之名的来源及其含义在李洱以前的文字中并没有直接的阐释。尽管“作者意图”被新批评、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视为文学批评之敌，但很多时候知晓作者意图可以避免不着边际的臆测、过度阐释并带来批评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因而，我就费边之名问题请教了作家本人，并由此获得了一些很有启示意义的信息，在此与读者诸君分享，这应该也算与李洱文学创作相关的一点新材料或新线索。李洱说：费边这个人物，在几篇小说中都比主人公年龄小，但部分地参与主人公的生活。他是参与者、观察者、审视者、分析者，有时也充当不可靠叙述人。这个名字是一个综合印象的结果。起缘是格非有一部长篇叫《边缘》。当年格非选择题目时，经常向我讲起这个词。至少，他当时有边缘、中心的概念，但我的感觉与他有差异，我觉得，世上没有中心与边缘之别，自认为处在边缘的人脑子里先有中心的概念，我们应该废除这种二元概念。没有废姓就取了个费姓。从李洱的这段叙述可以看出，费边之名最初包含了李洱对中心/边缘二元论的反抗，这种反抗和拆解情绪被李洱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并以小说人物之名持续贯穿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从这个角度看，费定、费鸣、费礼也是这种自觉文化立场和反抗意识的派生物。

在另一段话中，李洱坦承了自己为费边这些小说人物起名的“秘密”，他说：有古罗马的费边，还有一个数学家费马，我在给人物取名时习惯拿出字典查一下（当时还没有网络），觉得与我的感觉相符，就把这个名字相对固定下来。我喜欢给人物起一些似乎有历史依据，又相对复杂，可能包含解构意味的名字，这使我写起来似乎能获得一种现实感。有一段时间，我喜欢用孙良这个名字，后来知道有个画家叫孙良。《花腔》里，有名字叫白圣韬、田汗，大致都出于这种考虑。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出，李洱的“费边”不仅有“废除”某种二元文化意识的诉求，更有与历史对话，并在气质、美学和精神上使小说人物和历史人物实现接通的意味。李洱对费边这一人物的命名先有对历史人物费边的文献查询，再有“与我的感觉相符”，即理想中的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在气质上的接近，这种气质大致应该是指知识人在真理、精神和话语领域所具有的知识自信和英雄气场，以及知识精英所具有的分析能力与反思意识。

但很显然，从《黝亮》《国道》《午后的诗学》《喑哑的声音》中走出来的“费边们”并不是秉持理想主义圣火与启蒙重任并在社会事务中积极介入现实的强势知识人。实际上，费边、孙良、张亮们是一群“失败”的知识分子，他们身上充斥着悖谬与荒诞。一方面，他们学识渊博，对中西知识话语信手拈来，知识与理性带给他们一种高贵的精神幻觉，另一方面，丰沛的知识与思想理性并没有必然为他们带来“好的生活”，这些“话语贵族”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处于尴尬与困境之中。言说知识的玄妙自负与现实生活的狼狈局促，语言上的饶舌狂欢与行动上的无力孱弱，构成了费边们的悖论境遇。可以说，李洱的“费边叙事”带来的这种悖论式经验、分裂式知识分子群像、混沌小说美学，形成了一种新的小说写作伦理。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最为成熟的“李洱体”，并不是《遗忘》和《花腔》这些文体探索较强的文本，而是以费边和孙良为人物的中短篇，因为这些小说内部具有对话性和反思性。我很赞同这个观点。李洱的写作总体上是一种智性写作，重思辨性，关注文化、秩序、时代这些总体性概念下人的境遇，有时对文化、秩序和时代的总体性关切成为思考重心，他迷恋事物的复杂性，人的不平衡性和生活的悖论性经验成为他经常表述的内容。费边叙事无疑包含了李洱的这些小说诗学。费边既联接着日常生活与知识人的“失败史”，同时又联接着知识者的精神生活和理性反思。李洱不愿将费边简单植入到新写实小说那种毫无诗情的庸常生活里，而是赋予费边“历史理性”与“诗性自负”的特质。《午后的诗学》中的费边、《抒情时代》里的张亮、《喑哑的声音》中的孙良，他们在现实中的失败史或卑污史是小说的重要内容，但李洱更在意的显然是他们对“分析”“说话”的堂吉诃德式的坚持。客观上，这种悖论和不平衡造成一种极强的反讽效果，带来叙事的张力。但我更愿把费边人格看成李洱1980年代文化情结的历史余绪。费边长于对生活的诗性言说和理性分析，他的词语闪烁着智慧，分析包含着真理。但李洱一定要将费边的这种智性和诗性推向极致，于是，费边华丽的分析气质在小说里蔓延为一种无处不在的饶舌，他对事物“条件反射地作出分析和判断”已有近乎学究的病态。费边这种夸饰性的知识人气质成为李洱小说中知识分子的一种辨识度很高的特征，在《国道》《午后的诗学》《喑哑的声音》中是重要的叙事动力或叙事装置，而到了《应物兄》中则将这种知识饶舌和理性狂欢铺衍成了普遍的人格气质。费边、孙良、应物兄们试图通过语词重建文明的灿烂和理性的力量，试图重建一种精神性的自足世界。实际上，他们无力完成这种形而上的历史重任，他们发达的智性无益于现实的种种困境。在这种知识分子的悲喜剧中，我们能够看到李洱对知识分子浪漫理想和启蒙理性传统的深深的追怀，还有那种难以抵达的隐痛和哀叹。

费边们是这个时代的“分析者”，他们的清醒分析、华丽引证和精彩判断使我们误以为他们仍是这个时代的启蒙者和引领者。但他们身处的20世纪90年代与新世纪，曾经公共生活中的先锋已经收缩到日常生活的边缘处。但费边们似乎不甘心从理性世界中退场，他们在怀疑、反思、分析，这是李洱的反向坚持和独到思考，即在“知识人的黄昏”时分知识人的生存图景是怎样的，以及被市场、资本打散了的知识精英，如何延续或再造知识人的历史传统，成为李洱的叙事重心。对于知识分子在世界范围之内的“式微”之路，李洱是非常清楚的。《午后的诗学》中多次提到法国的“五月风暴”。1968年发生在法国的这场学生运动，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被视为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这场风暴标志着“预言家知识人的黄昏”。很显然，李洱内心是有精英主义情结的，对于知识精英曾拥有的那种乌托邦理想和先知式角色难以释怀，他写出了费边们作为精神导师和文化自省者走向“黄昏”的生存图景。李洱并不嘲笑他们，因为费边的文化处境既是费边的，也是李洱这一代人的。

费边们是“失败者”，但洋溢着诗性和思辨精神，他们在日常秩序中失位、尴尬，但他们在精神世界试图重回理性、知识至上的时代。费边是李洱自我精神的一个“分身”，费边叙事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1980年代特有的那种由客厅、广场甚至废弃兵工厂构成的文化空间，这里盛放着李洱对那个年代文化场景和精神生活的回忆，在这种知识人形成的围炉夜话、集体作业或是纵情辩驳里，争论的问题无所不包，知识人的理性与激情得到尽情释放。李洱的精神起点是作为文化黄金时代的1980年代，费边未尝不是1980年代的精神在1990年代的错位安放，这种错位存在看上去不合时宜甚至窘态百出，而其深层包含着李洱对于一代人主体精神退场的凝视与凭吊。李洱曾说，这类小说写着写着会觉得“周身寒彻”。在李洱的小说世界里，费边们的生活史体现为知识分子虚弱的抵抗史，他们擎着理性火炬与生活搏斗、与自己搏斗，但这种光似乎没法照亮他们自己的未来，至多偶尔“黝亮”一下。李洱曾写过一篇题为《悬浮》的情爱题材小说。在这里，“悬浮”不仅指小说中的情爱、婚姻和他们庸常的生活，还有他对他们这一代人的精神自况。他甚至将“悬浮的一代”归纳为1960年代出生作家的共性。李洱说，与下一代作家相比，他们与商业社会有较多的隔膜，有抵触、有愤怒、有妥协、也有无奈。对主流的意识形态他们不认同，同时对于反主流的那种“主流”他们也不认同。他们好像一直在现场，但同时又与现场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的感觉、意念、情绪、思想悬浮在那里，处于一种“动”的状态，而这种“动”很多时候又是一种“被动”。可以说，受惠于1980年代并由此开启自己“文化童年”的李洱，通过费边这样一种典型的80年代气质的知识分子，寄予了对于80年代文化人格的怀念。费边发达的理性思维和卓越的分析能力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是李洱这代人曾有过的精神的辉煌，费边叙事里有着李洱对一个光荣时代的记忆。

最后我想说的是，文学能否成为一种救赎力量，小说能否重建知识者的精神肖像和主体能动性，是文学值得回应的话题。为时代召唤一种阔达雄强的知识分子人格，赋予他们社会先知式的“浪漫理想”或是积极进世的“事功精神”，使他们从费边、孙良这些饶舌却低能、孤傲却卑微的形象群体中重生而来，也未尝不是现时代所稀缺的一种写作伦理。我期待费边重生。我渴望在李洱未来的写作延长线上再次看到这个出色的诗人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