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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纸一张
北京一个小胡同里，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后院，四周立着几层红砖楼，绿漆斑驳的一扇扇木窗映着堆满的书和植物。牛仔裤帆布鞋，亮黄色外套，头上一顶毛线帽，石一枫和人聊着天走过来，七拐八拐把我领进二楼，《当代》杂志为数不多的屋子之一，石一枫就来《当代》工作了。
对文学的很多看法，石一枫都是在编杂志中养成的。最初不知天高地厚，写什么都照玄照大了抡，后来发现反思现实比超越现实更有意思。到《当代》后，他慢慢知道写作源于观察生活，这不是能力，而是一种兴趣和意愿。
生活处处是学问，在编辑部尤其如此。大部分时间大家凑一块儿就是聊，文学热点社会生活日常变化。石一枫屋对面是老编辑洪清波——1992年，去西安从陈忠实手里接到《白鹿原》手稿，一路热气腾腾揣回北京，现在退休了依然每天过来，成了习惯。俩人常一人一个沙发，一聊小半天。
这些年，对石一枫影响最大的就是当编辑，过去写东西，显摆的心态多，你看这话别人说不出来吧？现在明白，在“别人说不出来”之前，得先追求“别人看得进去”，文学是读者的，老编辑说好小说的标准是可读可感可想，他觉得这近乎真理。
文学改变命运，对石一枫，好像是反着来的。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进北京大学，2005年起当文学编辑，“没赶上揣本油印刊物就能骗吃骗喝的好时候”。改革的同龄人，不少同学成了高管或仕途得意，他自己都感叹，干别的没准哥们儿早发了。
2011年前后，石一枫先后出版《B小调旧时光》《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节节最爱声光电》等小长篇，多聚焦“80后”青年成长史。那年他32岁，最大变化是从“自然人”变成“社会人”了，要从个人情绪中挣脱出来，用有所担当的眼光看待自己与他者。同门师兄、文学评论家李云雷给他做了一个访谈，叫“为新一代顽主留影”。彼时谈到写作，石一枫个性十足，面对传统文坛，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既自卑又自负，“我能写的他们提供不了，他们提供的我写不了。”
10年过去，早已告别青春和青春文学的石一枫承认，那时写作状态比较懵懂，老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现在有意识贴近现实、反映现实、思考现实，对中国社会与社会中人的变化保持一定程度的察觉。以鲁迅为代表的那批作家构筑的现当代文学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如何作为现代的中国人看待现代的中国？“那个传统正是我们在今天需要强调的”。
误打误撞
高中时，石一枫发表了人生中第一篇小说，题目叫《上学》。家人拜托当时的邻居，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指导。作家说不错，推荐给了《北京文学》。
出生于革命知识分子家庭，石一枫算得上正经部队大院子弟。那时部队大院出了很多搞文艺工作的人，王朔、姜文、崔健、冯小刚等，写作拍电影玩音乐，样样不落。那位推荐石一枫作品的，就是同住一个院的作家余华。
成长于大院，语言浑然天成受地域文化影响，石一枫写作和说话一样，活蹦乱跳，荤素不忌。这方面王朔对石一枫影响巨大：“在他之前都是装着说、绷着说，他改变了传统的说话方式，先说人话，再说有意思的人话。”有读者认为行文风格轻浮，石一枫也认了，他希望用大家更易接受的方式，“人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哭天抢地说自己不容易，也挺腻味的。”
在安逸环境中，文学成了石一枫的精神追求，并且愿意通过写作保持。正因为看重这一点，杂志社才把他留下来。
回看学生时的作品，“辣眼睛，那真没法读”。创作需要人生阅历，石一枫认为，小说是一门关于价值观的艺术：抒发自己的价值观，影响别人的价值观，在复杂互动中形成新的价值观。
近年来，关于纯文学式微的讨论不绝于耳，石一枫觉得，恰恰因为这样的处境，对价值观的探讨和书写才成为文学最独特的价值所在。“和影视、游戏这些新兴娱乐形式比，文学因为远离大资本大工业运作模式，才和思想的自由表达、深度探索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石一枫硕士论文做老舍研究，“老舍之所以是老舍，王朔之所以是王朔，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的说话方式，也不仅仅因为他们呈现出北京老市民怎么说话吃饭过日子，还是因为他们写出了一个时代最突出的发展和矛盾。”
改革开放涵盖了迄今以来石一枫所经历的一切社会变化。时代给他的切身体验是飞速前进，人与人关系和生活的变化成为深刻的时代烙印。石一枫承认，比起以前，年轻一辈作家的东西普遍发“甜”，透着没经过事儿，哪怕多么深重的绝望往往也有装腔作势之嫌，但他觉着没什么，能意识到“甜”从哪儿来、将来有没有可能继续“甜”下去也就够了。
温柔的蝉噪
去年中旬，石一枫完成新长篇《漂洋过海来送你》，出版的热乎劲儿尚未开始，年底新作品又快完成了。他不熬夜，第二天早上要和孩子同时起床让他养成11点睡觉的健康作息。他没那么勤奋，笔耕不辍好几个小时在他看来不可思议，“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能写好吗？”
多想一步，简单的事可以变复杂。在石一枫看来，好小说的标准只两条：能不能把人物写好？能不能对时代发言？
有次看电影，镜头拍人到窗口取骨灰盒，石一枫想，怎么确定这个是？于是有了领错骨灰盒为起点的《漂洋过海来送你》，以“酱油厂老职工、殡仪馆司炉工、抗美援朝英雄后代、国外务工人员”为锚点，将“抗美援朝、国企改制、汶川地震、国际设施援建”等中国重要历史事件紧密串联。
各形各色的普通老百姓出现于石一枫的故事中，对文字风格他有准确认知：我这么一个笔调，小人物写好了更有成就感，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样子，写不好就进不了人们心里。
印象挺深的是《特别能战斗》这篇小说，最初石一枫只觉得精力旺盛疾恶如仇的北京大妈很有趣，没深想这类人多适合写成小说，后来发现从她们身上能看出新旧两种体制的错位。中篇小说《地球之眼》的人物李牧光，石一枫本想让他代表资本之恶，后来思考，这种人是不是也有他的情怀乃至无奈呢？影视改编时他建议，李牧光最好能拍出点儿悲壮感来。
“人物越琢磨越复杂，这也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复杂吧”，石一枫说。
对小说中的人物，石一枫给予足够平等和尊重。让我们洞悉人物的困境，也允许伪善者为自己辩护。对具体的人，尤其是一个小人物，他恨不起来。即便要批判，也是对事不对人。“社会问题、时代困境、精神困惑，都可以揭露、批判，但对人，他们只是朴素活着，或者想活得更好的人。”
吕魁曾和同为青年作家的马小淘谈起一篇小说，说写得特别好，像《世间已无陈金芳》那么好。这篇《世间已无陈金芳》石一枫写于2014年，小说在4年后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一个从农村转学到城市的姑娘，历经跌宕起伏的人生，石一枫将她推向时代的风口浪尖，又让她重重摔了下来。
陈金芳对石一枫意义特殊。直到大学，石一枫才算彻底走出大院，进入社会。因为封闭、见识少、脱离生活，石一枫以前觉得陈金芳这种人是生活的非常态，年岁渐长后，才明白人家是常态。整个过程有开眼看世界的感觉。但常态一定合理、必然、天经地义吗？石一枫想通过写作寻找答案。
孟繁华认为，石一枫继承了新文学社会问题小说的道路，以正面强攻的方式直面中国精神难题，构成了中国文学正在隆起的、敢于思考和担当的文学方向。
有段时间，社会刮起气功风、传销风，尤以中年妇女为主要受众，一时间关于大师、养生、诈骗的新闻层出不穷。石一枫写了长篇小说《心灵外史》， 主人公大姨妈从民间土方到气功大师到传销团伙信了个遍，石一枫不想探讨“信”的对错与价值，“如果人在精神层面上相信什么，这种相信本身比无所相信更值得尊重”。
细枝末节与沧海桑田
由于爱人精通古汉语和版本学，石一枫曾沾光一起赴美访学。爱人每天去图书馆忙得不亦乐乎，看他穷极无聊终于鼓励道：写写东西嘛。跟你名字挺像那个诺贝尔奖作家，石黑什么来着，据说长期就在阁楼窝着。
石一枫最大的毛病是坐不住，他深知这个习性不好，有时候发狠用老腕儿的话勉励自己：有本事把我抓起来，关三年没准儿写出《红楼梦》，最起码也是一《飘》。现在倒好，试想长此以往，有没有可能离写出心仪的作品更近一步？
答案是否定的。太闲太静了，石一枫也许真的会修身养性，打磨掉那股自己都看不过去的毛糙劲儿，从而更接近心里“艺术品”的状态。但问题又来了，“那样的话，我究竟还能不能继续写作，所写的又是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石一枫认为，文学有两股劲儿，一股是从里面来的，一股是从外面来的。他的那股劲儿，似乎是对别人的生活，对中国社会有了研究的愿望，才确定能够认真写点儿东西。
有段时间，他重读中国经典短篇小说，发现前辈们能顺畅地把集体性的“中国故事”和私人化“个人故事”结合起来。“然而在今天许多作品里，私人性与社会性之间愈发泾渭分明。一个人的故事很难再反映一个时代、一个阶层甚至社会上的一个族群。”
“惯性让我们试图用一个或几个观念和结论解释现实。如果对这些词汇的理解仅停留在概念层面，那么错失的将是更错综复杂、更一言难尽的真实。”
水面之下
马小淘在不少活动中遇见石一枫，拎着据说是夫人淘汰下来的红箱子，穿着各式花里胡哨的牛仔裤，发觉他确实是个“有点分裂的人”。
抛开文学，石一枫欢脱随和，热闹得一个人像一支搞笑队伍，一触及文学，立刻端方犀利，孜孜不倦。马小淘还记得，一次颁奖会上石一枫以庄严、虔诚、近乎老实巴交的态度发表获奖感言，并认真谈了小说创作，和前一天在机场像吃了兴奋剂一样手舞足蹈的状态比，简直算道貌岸然了。
谈及文学生态，石一枫很犀利，“一方面在进化，一方面也在退化”——作家写作水准变高了，对生活的洞察能力、揭开生活真面目的勇气变少了。
写作他算是下笨功夫的，习惯在作品中塑造一个贴近生活的人物，或者游手好闲的文化混子，或是大城市知识分子，通过这样的“我”作为桥梁，实现对现实逻辑的审视和反思。后来逐渐意识到，这恰恰是一种有缺憾的叙事策略。
长篇小说《借命而生》的写作，初始动机就是想解决问题：写第三人称不灵。石一枫清楚地知道，目前自己最大障碍是不能以第三人称叙事。“还有点追求的话，就尝试改改，别以特点当借口。”
石一枫二十几岁时最烦的就是现在的自己。那时他没想过当作家，有空洞的理想，觉得自己特厉害，轻轻松松就能伟大，具体怎么伟大也不知道。经历了20岁、30岁、到现在40岁，生理和心理年龄都在逐步成熟。
“他有好几层”，杨新岚告诉我。石一枫理想的一天是中午去吃首都机场的汉堡王，晚上飞到成都吃回锅肉，所谓人生幸福时刻。“跟他相处久了会发现，除了享受生活吃喝玩乐，绝对还有另一个他。”
海胆里面软，外面都是刺，扎手。石一枫像翻了面的海胆，表面嘻嘻哈哈，他的锋芒与稳重藏在内里，藏在生机勃勃的文本中。在写给孩子的成长小说《白熊回家》里，石一枫以正义与反抗、美善与邪恶为主题，讲述了三种社会结构形式。同儿童文学一样，应该写什么？说点能听懂的话，讲点能认同的理，是文学面对读者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