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围绕“现代”产生的概念星丛中，2014年上海师范大学的王建疆教授贡献了自己的智慧，提出了别开生面的“别现代”。国内的讨论文章已过百，国际上也引起不小的反响。2017年美国佐治亚西南州立大学成立了“中国别现代研究中心”（CCBMS），2019年斯洛文尼亚普利莫斯卡大学成立了“别现代研究中心”（CBMS）。从这个英文缩写中，我们可以看出“别现代”不是另一种现代（Other-Modern），而是采用汉语拼音直译（Bie-Modern）。这也是王建疆在多篇文章中特别强调的，别现代是中国的例外状态。“现代化”是我们尚在追求的目标。我们还不是另一种现代，也不是混杂的现代，而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在当下中国的时空交叠。王建疆多次回应了“别现代”究竟是怎么一种状态，但这些回应更多地只是强调了这一字之转对建立本土理论、实现中西理论平等对话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对理论的产生基础、内部构成、实践方法仍需仔细清理、不断发展。
后殖民之后的话语焦虑
余凡博士曾在一篇别现代讨论文章中，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命名为我国文艺理论界的“后焦虑时期”。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命名，但余凡没有仔细确认“后焦虑时期”，究竟是指中国文论界话语焦虑产生之后，还是话语焦虑结束之后。如果是前者，笔者表示认同，但肯定不止这十年；如果是后者，那还远未到来，即使科技、经济的现代化实现之后，理论的话语焦虑能否终结，也依然需要未来的思想者努力。“别现代”作为一种理论构想，正是这种话语焦虑的产物。王建疆认为我们尚处在思想欠发达的时代，这本身就是一种话语焦虑。“别现代”理论之所以特别看重自身在欧美地区引发的回应，也是这种焦虑的症候。用揭橥后殖民理论的澳大利亚理论家阿希克洛夫特的话讲，这本就是一种“逆写帝国”的冲动。
在阿希克洛夫特看来，后殖民并不应该指第三世界脱离殖民之后，而是自殖民开始后，本土文化受帝国主义进程影响，文化被迫修正和转向的状态。中国虽然没有被彻底殖民，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这个国家是在西方资本帝国的坚船利炮下，没有做好任何思想的启蒙、科技的革命、制度的转型等准备时，突然被迫扭转航向的。我们从一个封闭而且具有严格等级结构的社会制度，突然被卷入到全球化和现代进程之中。我们的现代是一种被逼无奈的急转弯：“被现代”。这种被现代不仅破坏了我们原有社会运行结构，也破坏了我们原有的话语机制。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样的新型话语，就呈现了后殖民给我们造成的第一波话语焦虑：对原有的话语机制不再信任。“五四”之所以被称为我们的启蒙，就是大量引进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重新言说和理解社会进程。比如，运用西方启蒙话语中的“封建”重新解读我们过去2000年的帝制社会，将我们的社会结构转型与西方的社会进程同步并轨。这样的选择与其说是我们融入世界，不如说我们被迫卷入了由欧洲发动的全球现代进程的大漩涡。话语转向焦虑背后正是“被现代”的无奈。
20世纪后半叶，我们在政治上摆脱了帝国殖民的危机，却不能完全跨越这场由欧洲中心掀起的现代进程在第三世界引发的无法规避的悖论：现代化。在西方世界从没有现代化这一说法，因为现代是欧洲的自然进程。现代化本身就是指非现代的第三世界超越（放弃）自己的原有进程，向西方建立起来的“现代”进发的过程。简言之，在摆脱西方殖民危机后，第三世界又不得不主动向西方现代世界靠拢，并在靠拢的过程中产生言说自身的焦虑。在阿希克洛夫特看来，这样的焦虑就连美国也不可避免，它和所谓的旧欧洲、老欧洲的争执，恰恰就是这种焦虑的体现。美国只是靠它强大的肌肉外表掩盖了内心的后殖民焦虑。后现代在美国兴起，正是为了克服这样的话语焦虑，尝试超越欧洲现代的努力。哈贝马斯一句“后现代不过是现代的未完成状态”，就又将美国拉回到欧洲的现代进程之中。这是被现代国家无法越过的精神悖论。
“别现代”一方面不断强调自身立足于中国现实，是原创的本土话语，一方面又反复重申我们尚处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杂糅交叠的时期，要以发展具足的现代性为目标。这又何尝不是这种焦虑的又一种体现形式。这样话语焦虑将随着我们越来越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靠近现代而表现得愈加强烈。因为，越临近这一刻，我们越认为我们有了表达自我的能力，也就渴望表达自我。“别现代”正是在这种焦虑与渴望并存的时代横空出世的。它在努力彰显自身力量的同时，也必将逐渐感受来自理论内部的困境，就如其之前的概念后现代一样。
“被现代”的理论困境：何谓现代？什么是我们的现代？
“别现代”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就是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混杂基础上通向的是何种“别样的现代”，以及如何抵达。
西方的现代进程是在数百年的历史中缓慢完成的。科技和社会进程自不必说，即使关于“现代”的观念也是在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持续数百年的“古今之战”中逐渐树立起来的。一般看来，从“复兴”到“启蒙”是一种精神的延续，但其实更是观念上的跃进。文艺复兴的支持者们认为，在他们的时代和那个纯洁质朴而优秀的古典时代之间隔着黑暗的中世纪。所谓文艺复兴就是古典文明、古典价值的复兴与重振。尤其是彼特拉克这样的文艺复兴大力倡导者，看到文化和权力中心转移到法国后，在歌唱复兴古罗马维吉尔、西塞罗的优美言辞之中，何尝不暗含着对恢复古罗马权力和荣耀的期盼。文艺复兴者在根本上可谓“崇古抑今派”，最多算是“托古改制派”。启蒙运动对文艺复兴的超越正是在“古今大战”中，坚定不移地站在今人的一方。康德的“要勇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智”，毫无疑义地表明要相信今人。伏尔泰在《哲学辞典》的“古人与今人”词条中也毫不犹豫地站在今人的立场。正是启蒙思想家们的努力，今人在“古今大战”中彻底击败了古人，将欧洲带进了现代的快车道。现代让发展、进步成为文明的根本要求，它让我们从面向过去的缅怀中抽身出来，转身大踏步地拥抱未来。
“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再没有比马克思这段经典名言对现代更好的描述了。但同样作为现代人的马克思并没有转向复兴过去，而是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未来：共产主义。现代就是永不停歇地抛弃过去奔向更加现代的现代。
现代欧洲就产生于古今之战中对今人成就的推崇。在他们看来，西方中世纪的黑暗是自我招致的，今人凭借强大的理性思考能力，不仅可以抛弃这段黑暗，也可以超越古典时代的辉煌，所以以现代启蒙更替文艺复兴，这不仅不可惜，还是巨大的进步。
我们则完全不同。就在鸦片战争爆发的50年前，大清帝国的君、臣、民还沉醉在康乾盛世的迷梦之中。现代西方却突然带着坚船利炮出现在家门口，迫使我们接受从未听说过的现代游戏规则。我们的现代并不是在时间线上自然产生的需要，而是产生于中西之间生存空间的争夺。很多人也一直认为我们的黑暗并非自我招致的，而是源于西方强国的殖民欲望。这让我们对现代的认知一直处于矛盾之中。因此，原本作为现代性最重要的新旧更替问题，就为紧迫的生存空间问题所替代，并一直延续至今。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才会同时标举“复兴”与“现代”，将之融合为现代的本土化问题。
“别现代”的话语焦虑背后是历史与现实的焦虑，这样的焦虑并不能简单依靠提出一种新话语来解决。这只是一个开端，它必须要回到历史语境中清理和思考那些切实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质疑者指出的“主观性”问题。无论“别现代”追求的是什么样的具足现代性和别样现代性，它都必须面对何谓现代、什么又是我们的现代这两个最为根本的问题。而这并不只是话语和话语权的问题。如果我们以西方现代作为参照，就能够意识到：现代不只是一种理论，而是漫长而复杂的历史现实；现代主义也不只是一种主义，而是一段文化史，是诸多主义的更替与集合。“现代”本身从来都是进步与问题相伴生。“现代”最大的优长正是对自身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从哲学、科学、政治、艺术等多个不同领域不断进行反思，才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
如何弥合“复兴”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矛盾？如何面对本土与他者文明间的冲突？“别现代”只有回到历史与现实中面对这些接地气的问题，去思考自身究竟是一段复杂的历史时期，还是只是一种与西方理论争权的话语游戏，才有可能避免落入本土化的理论陷阱。因为在西方漫长的现代历程中，没有哪一种哲学、科学或者主义认为它要解决的只是本土问题。笛卡尔的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牛顿力学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更不是，索绪尔的语言学和法国结构主义也不是为了解决法国问题，甚至后殖民主义也不是为了解决某一国的被殖民问题……它们的着眼点无一例外都在世界和人。
那么，“别现代”只是一个中国本土问题吗？显然不是，它只不过是由中国理论家提出来而已。
“别现代”的未来可能
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在现代西方殖民世界的时期，被迫卷入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我们的“别现代”状态是作为“被现代”后果出现的，但这一后果并不为中国独有，它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都必须面对的状态。中东的问题、非洲的问题，可以说都带有典型的“别现代”症候。奈保尔在小说《河湾》中所思考的正是古老的非洲大陆上的别现代困境：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之间不断摇摆，却又始终无法调和，最后导致了新的混沌与动荡。
当然这并不是说《河湾》描述了“别现代”的必然归宿。正如现代一样，它虽然席卷欧洲，却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不同国家的思想者们对此也做出了诸多不一样的思考。“别现代”精准地指出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混杂交叠的“被现代”状态。但这还只是在宏观层面上，微观层面的具体差别，还得回到各自不同的历史与现实中具体甄别和反思这种状况发生的具体历史情境、现实症候和未来路径。正如肖明华所言，我们要重回它发生的初期，全面清理我们的整个“被现代”历史。不过，这并不只是美学或文论的问题，它需要哲学、思想、文学、政治、科学等各个领域的共同努力。比如，前几年杨华丽所写的《“打倒孔家店”研究》就是努力回到历史现场，反思这一口号的思想源头、历史动机和具体表现。当然这还不够。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现实交叠中，“别现代”需要仔细厘清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前现代状况以什么样的当下表征遗留下来，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就像“打倒孔家店”一样，在这漫长的历史中，我们都曾试图打倒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打倒？这样的口号或运用又遗留下了什么？它对我们的现世生活有何影响？等等。要言之，“别现代”只有回到历史现场、当下现实，去面对更为具体的问题，才能避免只是话语滋生话语，成为一连串空洞的能指链。但也正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历史和现实问题需要去清理、去反思，“别现代”才拥有了未来可能。
当然，从可能走向生活现实，从对本土问题的考察发展成可以对世界问题进行总体性反思的理论，“别现代”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所谓的“理论之后”，并不意味着理论已死，失去其现实意义，而是从大理论走向能思考微观现实的小理论。“别现代”只有发展出更加细致的理论分支，充实自己的毛细血管，才有可能面对复杂多样的现实状况。作为“被现代”后果的“别现代”，不仅要能戳中欧美现代世界的痛点，反思其自身在别现代状况中曾经和当下所扮演的角色；更为主要的是，“别现代”需要发展出能够面对第三世界多样别现代问题的适用性，以此拓展出一条未来新路。
“别现代”需要注意自身内部的复杂性，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空间交叠所产生的状况，绝不是某个一揽子计划所能彻底发现和解决的。现代理论在自身内部发展出了一系列现代主义思潮和艺术流派作为现代的发动，不断反思和批判“现代”内部的诸多问题，这才推动了“现代”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使“现代”自身永远处于一种未竟状态。“别现代”能否在诸多领域发展出不同的思潮与艺术流派，以反观自身，使“别现代”处于一种开放状态，以面向更广阔的“被现代”世界和未知的未来，这对别现代的未来至关重要。进一步说，别现代作为“被现代”以来的一种已然结果，需要重思“被现代”以来被解放与救亡的紧迫感所裹挟的各种思潮与艺术，发展出超越现代性的别现代性，作为自身向未来敞开的基础。
发展出别现代性不仅可以使之与现代相区别，还能使之与同样面对本土问题的后殖民理论相区别，超越后殖民状况，避免被现代的宏大叙事收编。唯有如此，“别现代”才能拥有打开自己未来的真正的理论生命力。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年度一般项目“萨义德批评理论的发生、流变与影响研究”（20BZW024）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建构与反思研究”（20&ZD280）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