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铃这名字，似乎很陌生了。他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求学、写诗，1952年回到澳门定居。今年，值华铃先生辞世30周年，海内外华人诗坛当不应淡忘他。
华铃（1915—1992），祖籍广东，生于澳门，原名冯锦钊，1936年就读上海复旦大学，后转入暨南大学外文系。20世纪30年代上海沦陷后的“孤岛时期”，是他诗歌创作最活跃的时期。他与大学同学吴岩等一起，合办《文艺》月刊，诗歌在《文艺新潮》《大英晚报》等发表甚多。
在暨大，华铃遇到了伯乐，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李健吾老师。在李健吾的眼中，华铃是“一个精神饱满的年轻人，个子不高，但是筋骨壮健，他的诗，流畅而有节奏。独自住在亭子间，浸沉在他的寂寞和心得里面”。在众多的学生中，李健吾独爱华铃这一个。李健吾常常邀华铃到宿舍里来谈心，也不时去亭子间看望他。华铃是感情奔放的诗人，遇到知音，就情不自禁地诉说着自己的创作甘苦。吴岩曾在《怀念华铃》一文中说他“几乎天天写诗，天天谈诗”。而老师李健吾总是耐心地听着，有时谈一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写作体会，与之互相交流。不仅从具体的一首诗的字句安排，更是从诗人的创作方向和理念上，给华铃许多切实的帮助，还写了《华铃诗人论》，刊登在香港《星岛日报》叶灵凤主编的“星座”副刊上。1939年华铃毕业准备南下时，李健吾写了许多封信让他带着，把他介绍给朱自清、杨振声、陈梦家、沈从文、孙毓棠等文学界好友。华铃在重庆、广州、桂林、昆明等地执教，到1948年回到澳门定居并任教。虽然南北相隔千里，师生依然保持着通信联系。抗战胜利后，李健吾与郑振铎在上海创办《文艺复兴》杂志，约华铃为刊物写稿，先后有诗歌《再也无心跋涉》，翻译独幕剧《遗忘了的灵魂》等，在《文艺复兴》上发表。全国胜利后，由于多种复杂原因，他们的联系被迫中断了。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后，华铃的弟弟冯锦海得知李健吾还健在，想方设法联系上居住北京的李健吾，把华铃的澳门地址写信告诉他，师生才得以重新联系，通信频频。知道老师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华铃从海外给他寄各种贵重药品，以利医治。有感于老师病中念念不忘法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却苦于资料的匮乏，华铃就跑遍澳门的各家书店，还发动几个子女，从香港、维也纳甚至法国，四处访购寄给老师，使晚年的李健吾能完成并整理自己的戏剧创作集，以及翻译出版《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现实主义论文集》等。本来，华铃计划1982年8月北上看望老师，因故推迟出行，不料11月李健吾病逝，美好愿望终成千古遗恨。
上世纪30年代，在已沦为孤岛的上海，华铃白天上学，晚上躲进亭子间，以诗歌抒发激愤的心情，接连写了数百首诗，把它们编为六册，即《玫瑰》《向日葵》《牵牛花》《满天星》《勿忘侬》《昙花》，以自费出版的形式印梓（后两册因故没有印出），由五洲书报社发行，邮购处是他的住宅：“静安寺路蝶来新邨四十一号”。我手头的这册《牵牛花》出版于1939年6月，共分两辑，第一辑诗十首，第二辑诗六首，难得的是，诗集后面有较长的一篇《后记》，开头就说：“几番因为不得已的延期阻迟了出版的日子，这是应该向读者，尤其是一班预约定户道歉的。《玫瑰》《向日葵》出版后，颇得到各方面不少的好意批评，其中口头的居多，书面的也有，有笼统的，有具体的，有大有小，彼此之间意见又有相同的和正相谬的，不一而足，现在我约略举出来，让大家讨论讨论。”接着作者用了很大篇幅，把各方的意见作了归纳，其中不乏文坛名家如锡金、王统照、许幸之等。最后说：“亲爱的先生、朋友、读者们，我懂得你们的盛情，我只准备着倾听，倾听你们热情的倾吐”。
此书品相还好，我已忘了淘于何处，诗集的封面简洁醒目，上有作者的签名：“沪东中学图书馆存 华铃一九三九年七月”。别人签名大多在书内扉页，而他写在封面上，也是少见（曾见过聂绀弩有这种签法的）。
自从华铃去了澳门，此后一去不复返，与上海就断了音讯。在谈到抗战诗歌，也极少提及华铃。可是，在华铃的家乡澳门，却是把他奉为圭臬。2016年，澳门文化局举办了《时代的号角——诗人华铃的生命乐章》大型展览，由家属捐赠的手稿、书信、照片、诗集和文集等与观众见面，全面介绍了华铃的诗歌创作和他所处的时代，同时首发了傅玉兰编著的《至诚的呼声——华铃诗文选》《时代的号角——华铃的生命乐章》两书。
本来，我也不知道华铃为何许人。但我的两位前辈老师与华铃是至交老友，年逾百岁的作家欧阳文彬与文史学者陈梦熊先生，他们与华铃一直保持通信联系。我手头的三四十封书信，就是华铃写给他们的，满纸充盈一个诗人火一样的热情。尤其是陈梦熊先生，把华铃的诗列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作品》丛书，由已故海外华人文学史家钦鸿先生编辑，书名叫《火花集》，华铃暨南大学的老师，诗人、翻译家孙大雨为诗集题了书名。这是华铃晚年十分看重的一部诗集，他把李健吾的《华铃诗人论》作为代序，又把昔年文友陈汝惠、许光锐的文章作为附录。钦鸿在《编后记》中说：“华铃的诗，看上去似乎平淡无奇，但他所刻意追求的那种质朴的美，那种自然的美，那种真诚的美，却足以打动同样真诚的读者。”陈汝惠说：“华铃生长在这一个非常时代，自然不能以吟咏风月为足，而时代色彩的浓厚，国恨乡愁的悲愤，也容易见诸笔墨了。郑振铎先生曾经称誉华铃的抗战诗为‘时代的号角’，我以为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