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路斐斐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际，曾任北京人艺专职编剧的何冀平为香港话剧团创作了其任职后的第一部话剧作品《德龄与慈禧》，自1989年离开北京人艺之后，再一次以话剧编剧的身份回归了她最热爱的舞台。从上世纪90年代的《新龙门客栈》《黄飞鸿》《新白娘子传奇》《香港故事》，到新世纪以来的《龙门飞甲》《投名状》《明月几时有》《邪不压正》《决胜时刻》等影视作品，创作类型横跨“五界”、创作风格多元多变的何冀平在香港、内地两种文化的滋养浸润下，走出了一条独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何冀平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记 者：上世纪80年代末，您离开北京定居香港，从一名话剧编剧转行从事影视剧创作，凭借《新龙门客栈》《新白娘子传奇》等作品在华语影视界蹚出了一条新路。香港的文化土壤给您带来了哪些影响？
何冀平：上世纪80年代末我来到香港，一开始从事的就是影视编剧工作。第一部作品是与香港导演徐克合作的《新龙门客栈》。这次合作得益于1992年北京人艺话剧《天下第一楼》的来港演出，演出在香港文化中心引起轰动，直到看过演出的徐克导演连夜来找我，我编剧的《天下第一楼》自此替我在一个陌生的领域里开辟出一条新路，也让我感到真正的艺术是无界的。
与徐克的合作是我第一次接触香港的电影制作方式。《新龙门客栈》的故事对我来说很特别，此前我从没写过电影剧本，也没写过武侠，但我去过西北，在陕西插过队，西北的那种环境在我脑海中印象极深。在跟导演聊剧本的时候，我觉得这样一部武侠片，放在中国西部的环境背景下，会不同以往，别具一格。于是，我把故事的发生地放到了大漠荒沙，也是从这部影片起，改变了香港武侠电影的“绿水青山”，拍出了一部有着全新气象的香港武侠片。这次合作也让我感到，香港是一个知人善任、很讲究实际也很重实践的地方。电影获得成功后，很快我就迎来各种纷至沓来的商业“订单”。
在初到香港的这8年，与身份的转变相比，我最大的转变是观念的转变。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香港看到了少有接触的西方电影、戏剧，同时，香港高昂的楼价、金融风暴的冲击、普通百姓的生活，这些使我的创作观念开始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这种转变使我后来的作品有了不同的构想与“语境”。我体会到，香港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这里有中有西有古有今，这是一眼望去就能“看”到的，香港人打不垮、“打不死”、不服输的精神就发生在我身边，这些后来也都出现在我的创作中，赋予我作品中的主人公。
记 者：1997年您受邀加入了香港话剧团并创作完成了话剧《德龄与慈禧》，这部戏奠定了您在香港文艺界的影响力。从1988年的《天下第一楼》到1997年的《德龄与慈禧》，您创作中的“变”与“不变”是什么？
何冀平：我在香港的头8年做影视剧编剧，直到1997年才受到香港话剧团的邀请，因为就在这一年他们开始意识到，香港回归将使香港的艺术走出一条新路。我成为剧团签约的驻团编剧，意味着以后每年都必须拿出一个可供排练、公演的大剧场话剧。于是，1997年剧团在做下一年演出计划时，我提出了创作《德龄与慈禧》的构想。用话剧的形式展现这段“清史”，是我早在人艺写《天下第一楼》之前就有的一个念头，我想写的这两位女性，一位是帝国的执政者，一位是留学归来的17岁少女，一中一西、一老一少，只有当我在香港亲身感受到了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后，我才真正找到了这部作品创作的“中心点”。后来在这部剧的演出说明书上我曾这样写道：“希望德龄能像一股春风吹进重门深锁的紫禁城。”创作“德龄和慈禧”这样曾经的历史故事，把握历史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束缚，推翻历史的成案，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重新演绎我心中的故事。我用这种独特的感受来写历史，写人物与人物、人物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这部戏的成功，体现的是剧作家的戏剧观与人生观。从《天下第一楼》到《德龄与慈禧》，我的历史观开拓了，创作中的剧情设置、人物铺排等编剧技法虽然大同小异，但是观念的变化形成了新的作品，使历史作品超越历史，造就人物的超脱与个性化，这种视野和创作的开拓，可以说是香港文化赋予我的。
记 者：新世纪以来，内地与香港在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大大增强，您与两地知名艺术家合作创作了许多口碑和票房双赢之作，您如何看待香港这20年来的文化发展？
何冀平：我从1989年来到香港至今已33年了。当年我离开北京时，曾有人说，“一个离开了自己乡土文化的作家，她还可以做些什么呢？”令我没想到的是，这30多年来我会在一个原本是异乡的陌生土壤上，吸收丰富的文化，并将其与我本身积淀的文化融为一体，形成我的创作风格，并以作品的形式反馈给观众，使我同观众一起来分享我的生命体验，这就是我做编剧所获得的最大享受。我真实地生活在香港，香港也成为我作为一名剧作家深扎的艺术土壤和文化环境。我深深感到，我的生活和创作与香港的兴衰和香港的文化息息相关。
香港回归以来，香港经济发展，但是比起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文化的重视还不够。比如香港三大院团中乐团、舞蹈团和话剧团都由政府出资支持，但对这些院团的创作、演出却缺少必要的统筹、引领，以至香港的一些年轻人不知道自己文化的根在哪里。香港电影由于各种原因，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衰落。中央制定一系列政策，使香港加强跟内地的合作，是香港文化艺术谋求发展的大趋势，两地合拍片给了香港电影一条“重生之路”，吸引许多香港从业者到内地工作。电影是昂贵的艺术，如果没有足够的人财物力的支持是拍不出好作品的，香港电影界对此感受非常深切。合作令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梦想成为现实。香港背靠祖国，无论从生活、经济到文化，都和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国家强，香港才能强，这是25年来香港人感同身受的共识。
记 者：多年来无论写什么题材，当代性和创新性都是您一直坚持的创作取向，在您看来，如何保持创作上的敏锐与长久的创作力?未来如何进一步讲好香港故事，您对两地的青年编剧有哪些建议？
何冀平：回顾前半生，命运安排我做过农民、工人，做过北京人艺话剧殿堂里的编剧，也任职香港话剧团编剧，与多位华语电影界、戏剧界知名导演合作，生活给了我积累，工作给了我经验，熟悉内地和香港两地生活和文化，成为我的长处。在电影、电视剧、话剧、音乐剧、戏曲各种类型的创作中，我把社会需要和人生思考，也把自己“带进”作品，我的经历和两地的生活，使我沉深不敢轻浮，逆境中不曾倒下，这一切形成我的风格，融入作品带给观众，承担起一个作家应有的责任。
香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好多年轻的作家、编剧也开始登上了他们的舞台，我曾为香港演艺学院、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的学生讲课，我说，创作没有捷径，没有经过生活锤炼的年轻人，难以成为好的编剧。做编剧这一行，就是要用文字讲好故事，不同的是我们的文字要体现在银幕和舞台上，这种体现更立体、更有感染力，要想保证你创作的每一部作品都能获得观众的认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眼界要高，不可以轻易“放过”自己。叔本华说，作家可以做流星、行星也可以做恒星，要想做恒星，就必须得有“恒心”。既然把一生投身于编剧这个职业，就要有准备走一条不断挑战自己、更新自己的路，对我来说，这是命运给予我的，也是内地、香港两地文化赋予我的使命，能在有生之年去完成它，也就无愧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