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近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由于硬笔全面取代毛笔作为日常书写工具等原因，总体上处于“被边缘化”状况。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持续推进，出现了40年“书法热”现象。这种曲折发展态势从一定意义上使得书法艺术的发展及其理论建设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存在着一定的疏离。40多年前的书法理论主要集中在较为传统的史学研究与技法研究上，40年来的书法理论则一方面挖掘历史传统，一方面在快速接受西方新理论、新方法基础上期待赶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脚步。虽然美学界、书法界也出现过如刘纲纪先生、陈方既先生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述书法问题的重要学者，但与其他文艺门类相比较而言，当代书法艺术理论和实践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洗礼，无论在持久性、全面性还是系统性上说，都还是不够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文艺事业提出了更加宏阔的目标，书法纳入了党和国家统筹领导的文艺事业之中，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开始了新的征程。2014年，书法进入小学三到六年级的课堂教学；2022年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新一版国家学科目录，拟将书法、美术合并为“美术与书法”一级学科，中国传统的“书画”获得了重新携手并肩的重大契机。一系列重大举措为书法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创造了条件。
如前所述，在讨论书法何以在近代“被边缘化”的原因时，从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这一角度切入反观历史的话，我以为，可以提出三组概念：“生活性书写”、“精神性书写”和“商业化书写”。“生活性书写”指以普通社会生活目的为旨归的书写，“精神性书写”指以“翰墨之道”为旨归的书写，“商业化书写”指以商品交换为目的的书写。以这三组概念为线索，可以将中国书法的历史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汉末以前。这个阶段尚未产生“书法”一类的概念，书写中的精神性追求与社会生活的其他目的完全混融一体，难以剥离和抽绎，形成前期“书法史”的演进过程。
第二阶段是汉末至唐代。这一阶段产生了“翰墨之道”的理念，并逐步演绎为一种具有独立精神价值的活动。“生活性书写”有时被贵族的“精神性书写”所鄙弃，但总体上仍然参与到了整个书法演进的大局中，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量碑刻、摩崖、墓志、造像记和写经等，唐朝时期的经生和官府书手的作品，为经典书法风格创造奠定了广阔的社会基础。
第三阶段是宋代至清中期。这一阶段，文人集团全面掌握“翰墨之道”的定义权和选择权，“生活性书写”总体上被排斥在“翰墨之道”外，其典型表现是官府书手也常常无法被认可，遑论“穷乡儿女”了。文人的“精神性书写”成为这一时期书法活动的典型形态。“依仁游艺”中所“依”的“仁（一系列道德文章方面的标准）”成为衡量书法品格的“尺子”，“游”则成为文人对待书法创作活动的基本态度，书斋成为活动的主要场域。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法由上一阶段的“双线发展”态势变成了单线条。“生活性书写”虽然广泛存在，但长期无法进入历史叙事。
第四阶段是清中期以后。这一阶段，文人集团分解，部分无法通过科举考试获得进身之阶的读书人转而与商人阶层开展某种程度的合作，构建具有一定现代性的艺术“生产—消费”关系。严格讲，这个阶段至少在明朝中期江南一带已经开始，到清中期以后才形成规模。当然，第二、三阶段的书法观念与形态在此时期仍然有着广阔的天地。因此，这个阶段的典型特点是构建了“精神性书写”与“商业化书写”这一特殊的双线发展形态。一方面，文人集团依然掌握定义权，“生活性书写”依然无法获得充分认可；另一方面，从“文人集团”分离出来的“书法家”更多地参与到存在物质交换关系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书写中来。也就是说，书法家的“商业化书写”成为重要的活动形态，与传统文人的“精神性书写”共存，但“生活性书写”的地位仍然没有恢复。
当代书法的活动形态加速萎缩，即使是传统悠久、积淀深厚的“精神性书写”总体上也比较沉寂。如果说，明清之时文人集团只是因为规模扩大、难以被行政系统全面接纳而不得不分离一部分人进入日常社会的话，那么，由社会变革尤其是西方学制全面引进所带来的影响，就是无论身份还是知识结构乃至最为内在的基本观念，都无法延续。“文人”是宋以后的中国社会和教育体制养成的。虽然直至当代仍有“文人”存在，但无可否认，“读书人阶层”的主体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
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活了“商业化书写”，书法家开始全面扮演“艺术生产者”角色，书法市场也逐步拓展，具有现代特点的“生产—消费”关系的构建不断走向深入（当然也导致了一系列新问题）。传统文人式的“精神性书写”因为沙孟海、启功、林散之、吴玉如、姚奠中等硕儒而重放光彩，并吸引了一批有志于此的年轻书家。但遍及全社会的“生活性书写”却并没有恢复。有学者因此而担忧书法的现实生命力与未来发展，实际上并无必要。对于现代意义上的书法艺术来说，全社会的“生活性书写”自宋代以后主要功能就两项：一、为书法专门家的成长提供了人才基数；二、为全社会的读书人通过书法接受其中所承载的文化和审美意识提供了途径。就前者来说，现代教育是有可能弥补“书写者”基数缩减造成的影响的；对后者而言，现代教育也可以构建替代方案。
那么，书法如何在当代走出一条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重新发展、繁荣之路？窃以为，关键是重构“生活性书写”，真正建立以人民为中心、以生活为场域的书法艺术发展格局，使书法重回生活，从中获取真正强大充盈的养料和源源不绝的动力。
如前所述，传统的“生活性书写”深刻地受到了书写者的阶层（阶级、身份）限制。自汉末魏晋南北朝始，贵族书写者即鄙弃“工匠”书写者；宋代以后，文人书写者鄙弃包括官府书人在内的其他书写者；即使是明清之后分离出了商业化书写者，普通身份的书写者也没有得到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平等、民主的新制度使所有中国人拥有了全面参与书法事业的可能性。而改革开放以来引发“书法热”的主体涉及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又从根本上使书法成为可以全民参与的艺术形式。
然而遗憾的是，书法并未因此重新进入“生活”，而只是进入了“展厅”及“市场”。市场上往往只有在展厅展出过或直接出于工作室的作品，书写者和作品所面对的都不是生活，或者说，只是生活中极为狭窄的一面。于是，表面上40年不降温的“书法热”却逐渐呈现出内涵苍白、后继乏力的现场，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广为诟病的“展览体”的泛滥以及“江湖书”的难以抑制。其根本原因是书法远离了生活，无法应生活的需要而激发审美创造力，只能闭门造车，远离生活的书法无法充分发挥艺术品对大众的审美引导与教育功能。
由此，所谓“重构生活性书写”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书写主体的身份突破这一层面，而应该进一步全面拓展到书法创作与整个社会生活的关联上。毛泽东同志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学艺术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养，人民中有着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沛源泉”，“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奋斗敞开，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
新的“生活性书写”不是简单地回到没有“翰墨之道”概念的早期状态，不是简单地回到贵族书写与普通书写共存的魏晋隋唐状态，当然也不是简单地纠正宋以来文人的自我封闭，承认普通书写也有艺术而不是简单地延续明清以后“商业化书写”路径。新的“生活性书写”是以整个中国文化为基础和内蕴，以整个时代生活为源头和面向的精神生活方式之一。构建这样的“生活性书写”，笔者认为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基本问题：
首先，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全面梳理书法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精神生活方式的历史和理论，从而找出她与世界其他艺术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找出她特有的发展规律，尤其要找出她与中华民族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从而为当下和未来的发展提供优质的历史和理论借鉴。
在这一方面，有两个重大问题尤其值得深入讨论。第一是宋元以来的文人书法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诚然，宋元以来的书法活动场域主要是“书斋”，貌似与现在的“工作室”相似，同一般的“生活性书写”的关系也不密切。然而仔细推究，其间至少有一个本质差异：宋元以来的文人书法并没有脱离“生活性书写”，而是面向文人自己的社会生活，而当下书法则主要面向“展厅”。“文人”的社会生活固然有其局限性，却也必然与整个社会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才可能出现《祭侄文稿》《黄州寒食诗帖》那种深刻契入时代的大作品。而面向“展厅”，则基本上连自己的生活也一定程度上被割裂到了笔墨之外，遑论一般社会生活了，书法于是逐渐演变为以“展厅”为中心的“小圈子”的活动。第二是明清以来的“商业化书写”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商业化书写打破了文人的局限，将“千丝万缕的联系”逐渐变化为适应某些社会群体尤其是商业阶层趣味的书写，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生活性书写”的某些特征并极大地促进了书法风格的演进，比如明代书法中“轴”类作品的大规模涌现以及相应的行草风格突变，又比如清代对联作品的广泛流行以及相应的篆隶北碑等字体的复兴。但就如同当代商业性书写一样，仍然只涉及社会的某一群体而未能与全部社会生活发生更加广泛而充分的联系。
其次，全面推动书法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并通过深扎形成一方面挖掘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书法发展态势。
除了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超越面向“展厅”的当代外，宋元以来文人书法与当代书法之间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特质区别，这就是与“传统文化”的关联更加深刻。无论是与社会生活的关联，还是与传统文化的关联，宋元以来书法家都借助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就是书写的“文辞”，他们通常以自作诗文呈现于笔端，而当代书家的普遍状态是以抄录古诗文方式进行创作。表面看来，这只不过是文辞选择的差异。但语言是把握世界、承载文化的工具，自作诗文离不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离不开经典文化的浸淫陶冶，离不开世态人生的历练感悟，这就为文人书法面向时代生活、面向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通道。当代书法创作比较典型的模式是“取法经典碑帖以建构个人风格—抄录古代诗文—进入交流（展厅或画廊）”，而自作诗文却可以对这个基本模式造成两个根本性冲击。一是创作过程。自作诗文之前，必须至少有“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两个方面的积累，前者是进入生活，后者是深入文化。二是创作目标与作品流向。自作诗文意味着作品文辞与时代生活目标相互契合的更大可能性，有可能极大地丰富作品的走向。由此，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就不只是吃住在农村、街区，也不只是送文化下基层，更根本的是以自作诗文为中介，从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中凝练笔墨表达的语言依托，使作品整体上更加符合时代主题和生活需求。中国书协近年来策划的“中国力量——扶贫书法大展”“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书法展”等大型主题展览，均要求作者首先立足本地区本行业进行广泛调研、采访事迹，并自撰文稿，然后再创作，促使广大书法家从行动上迈开了回归生活的脚步，在精神上打开了与时代同频共振的通道，这种良好的示范引导正在逐步产生积极的影响。当作品因为文辞的契合性而走向更加广阔的生活空间之时，必然会反过来引发创作者对技法、风格的关注和反思，一如明代大轴流行、清代对联普及引起风格乃至字体选择的扩展。现代生活空间（包括环境设计、家具设计等）所包含的时代审美，也必然地会逐渐影响到笔墨和风格的构建乃至装裱新样式的生成，比如近些年书法展览中出现的“沉浸式”布展方式。现代技术所创造的新材料、新工艺等，也有可能进入书法艺术的传播过程，丰富作品流传方式乃至创作方式。中国书协第七届和第八届专委会中都包含有“综合材料”一项，这是捕捉到了书法时代发展脉络的表现。
最后，主动适应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自觉主动寻求书法形式意蕴与现代信息传播之间的契合点，从而激发信息化时代书法艺术的生命力。
信息化是时代生活的新形态，它不仅不会“扼杀”书法的发展空间，反而可能提供更大更新的舞台。信息化仍然需要有艺术的“字”，也更便利于有艺术的“字”的传播。印刷时代任政先生所书“行楷”、刘炳森先生所书“隶书”，都是进入信息时代后才真正获得了最为广泛的传播，普通电脑里预装的“华文行楷”“华文隶书”等，就分别来源于这两位书家。依据舒同先生书法、启功先生书法开发的“方正舒体”“方正启体”，也成为信息时代影响巨大的电脑字体。近年来，受中宣部委托，中国书协与方正字库公司合作，持续探索电子化书法字库的开发，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为优秀传统书法遗产进入当代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当代优秀书法风格借助信息化手段融入更广阔天地开拓了重要渠道。当这个全新的书法场域充分向书法家敞开之后，也必然将引起书法风格创造的时代之变。信息化传播有自己的特殊性，与古已有之的“卷轴联匾”传播不同，与近代开始的“展厅”传播也不同，必将反过来促使书法家思考自身创作和风格建构。互联网、手机终端提供了更加立体多元的生活场景和需求网络，当书法家真正将精力投注于此时，可能带来的创造动力是难以预计的。
书法这一门独特的中国文化，在漫长的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从最初混沌的“汉字书写”，发展出“翰墨之道”，再形成当下的“书法艺术”，经历不同朝代的洗礼，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活力而书法“长在”。但“长在”不等于艺术的繁荣。艺术的繁荣离不开生活、离不开时代。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遵照书法作为艺术的特殊性重建它与生活、与时代的关系，才有可能化被动为主动，寻找到新时代书法艺术发展创造的路径，使古老的艺术焕发全新的生机。这是我们的期待，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中国评协副主席，首都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