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卫视推出的大型民歌竞唱节目《春天花会开》以精彩的视听呈现给观众带来了难得的艺术享受，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了一次全媒体语境下的视听化传播。这档节目的成功为我们思考如何对中华优秀传统艺术进行当代发掘、保护、创新和传播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为更多传统艺术门类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宝贵媒介经验。

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是所有传统艺术在今天共同面临的问题。站在历史与当下、本土化与全球性的交汇点上，民族性和当代性是当今艺术创作应该关注的重要问题。民族性中蕴含着历史文化传统，当代性则关联着时尚创新表达。

在《春天花会开》的舞台上，出现了大量改编翻唱歌曲，呈现了民歌艺术多姿多彩的新形态。一方面，对传统民歌加以当代诠释，是民歌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改编的方式和尺度关涉到严肃的创作问题，而这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在节目中得到了准确解答。比如，创作者和作品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在《春天花会开》第二赛段中，节目给出了明确答案：吉萨莎玛挑战戴欣梦露的“绽放”席位，伯乐华晨宇的点评是：歌手在完成作品的时候，应该是为作品服务，而不是让作品为演唱者服务。吉萨莎玛尽管在演唱技巧上超过了戴欣梦露，但她是让作品为自己服务，所以她没有挑战成功。类似的例子还有张群航和拉丹珠对《天路》的演绎，在韩红的指导下，她们放弃了在音调上增加高度的方案，转而在理解歌曲内涵上下功夫，最终赢得了听众的肯定。节目中的这些专业性指导揭示出创作中的问题所在，这对于歌手和观众调整审美意识、提高鉴赏品位都有直接帮助。三位伯乐对这类严肃的创作问题的明确回答，表现出他们对传统经典的精神、内涵与风骨的坚定守护和对符合时代精神的多元创新的大力支持，凸显了《春天花会开》的艺术价值和审美追求。

在各个艺术门类的鉴赏活动中，学者专家和普通观众的审美差异一直都存在，这是常见现象。在《春天花会开》里，创作者很好地处理了这对关系。伯乐（专家）和知音（观众）在节目中承担了不同的鉴赏功能，而他们之间的意见差异，恰恰为创作者提供了普及音乐知识和交流创作认识的空间，于是，差异变成了看点，也变成了审美收获。

《春天花会开》通过赛制设计，不仅制造了情节悬念，而且也引领了主流价值导向。在节目中，选手的晋级由知音团投票决定，而能否登上“绽放”席位则取决于伯乐们的意见，这就赋予伯乐意见以相对大的权重。在晋升与淘汰的关口，作为伯乐的雷佳和华晨宇对张群航、郭曲等选手一直给予关爱和扶持，让观众看到以伯乐为代表的整个节目对守正创新的音乐创作原则的坚持。

《春天花会开》通过类似套层结构进行互动与传播：歌者呈现自己的作品，观众投票给自己的喜好，专家的点评和“绽放”选择给予歌者和观众以直接意见反馈，电视和手机观众通过屏幕与现场互动，接受潜移默化的审美导向影响，并进行评论、转发等再次传播。我们可以看到，《春天花会开》的舆论场是开放的，同时也是在主流价值导向的引领下有序延展的，这样的结构设计和情境安排，在几组人群关系之间形成了互相激荡的交流效果，体现出节目创作者的精心、深心和苦心，准确传递出节目的定位，也就是伯乐雷佳所说的：“能够代表时代的声音，能够体现我们民族的情感，能够表达我们当下的生活，能够延续我们文化的根脉，这样的声音，就是‘绽放的声音’。”

作为音乐化的民族生活史和心灵史，民歌从几千年的历史中走来，今天仍然在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中被传唱，并随着社会的发展求新求变，即时表达当代人的思想情感。《春天花会开》以竞赛作为悬念外壳，以民歌的知识普及、艺术鉴赏、审美交流和价值导向作为核心内涵，以优秀歌者作为民歌传唱的载体，以精湛的视听创作营造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以全媒体方式进行多渠道传播，立体呈现了民歌艺术的审美丰富性，也为优秀民族传统艺术在网络时代的承继与发展做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

（作者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