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共为女性写过六首诗词，其中三首为杨开慧而作，足见其在心目中的地位。杨开慧为中国革命所铭记，不仅因为她年仅29岁就壮烈牺牲，是中共早期为数不多的女烈士之一；更因为她是革命领袖的妻子，因为那首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这样一个融合了信仰和爱情的女性形象势必会成为文艺创作重点关注和发掘的对象，单就戏曲而言，几十年来就有京剧、豫剧、评剧、黄梅戏、越剧等多个剧种以其为主人公创作的舞台作品，它们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杨开慧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正因杨开慧的特殊身份，所以在相关题材的艺术创作中势必会涉及对领袖私人情感究竟应把握到何种尺度，可以多大程度上予以虚构的问题。在构思故事情节和进行细节刻画时，传统观念的“主动屏蔽”和单纯“拔高”是否会削弱主人公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且，历史往往是鲜活和流动的，新发现的相关文献史料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补充”特定时期的革命历程，更会对历史人物的深化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那么如何选择和利用这些新史料也考验着编创者的见识和水平。从这个角度而言，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眉碗团创作的碗碗腔现代戏《骄杨之恋》与同类题材相比就具有一定的突破意义。

所谓“骄杨之恋”，不但指杨开慧对毛泽东之恋，也包含毛泽东对杨开慧之恋。该剧第二场中有一个有意思的情节：正沉浸在对毛泽东思念之中的杨开慧，突然听同学李淑一说，经过陶斯咏与校方的交涉，毛泽东已从上海回到长沙，而且即将来福湘女中演讲。众女生闻讯后无不欢欣鼓舞，唯有杨开慧备感失落。作为当时湖南学生运动的风云人物，陶斯咏一度与毛泽东过从甚密，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物质上都曾对毛泽东的革命活动予以支持。以往很多表现毛泽东早期革命的文艺作品中，陶斯咏的形象也曾出现过，但基本都限于“纯洁的革命友谊”，很少涉及男女之情。但在此剧中，第二场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痴恋这一重场戏恰是通过陶斯咏的突然介入而延伸开来的，即便陶斯咏为毛泽东的到来与校方的斗争是作为暗场处理，而且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恋情，但此行动却在客观上导致了杨开慧的猜疑和痛苦。这一场中，杨开慧解缆登舟的唱做表演完全是建立在主人公这种复杂的情感基础之上的。

如果说编创者利用陶斯咏这个人物展现了少女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痴恋，那么王春和的“出现”则是强化了她对毛泽东爱情的纯粹和坚定。杨开慧对毛泽东的感情既有世俗层面的男女之恋，也有超越其上的精神和信仰之依托。作为曾苦苦追求和挽留过杨开慧的一位真实人物，编创者把王春和处理成现实物欲的追求者虽然有些失之于简单，但他也第一次在戏曲舞台上成为丰富杨开慧和毛泽东爱情关系的一个特殊形象。

无论是陶斯咏还是王春和，他们在剧中的出现也反映了当下红色革命题材中塑造英雄人物的一种方式，即在敌我矛盾之外，把英雄“还原”为常人，对英雄给予人性化的抒写。英雄也有普通人的情感，也有苦恼、恐惧和忧虑，只有超越了这些肉体和精神的淬炼，才能真正成长为一个英雄，这正是观众愿意看和喜欢看的，观众能从英雄身上发现与己相似之处，深切体会到主人公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原因。《骄杨之恋》在情节层面上大大突破了以往相关题材中常用的正面武装斗争的桥段，而把笔墨集中于杨开慧的内心情感，侧重表现她与同窗、追求者、母亲、妹妹等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只有到了最后被捕入狱的阶段才开始正面表现她与敌人的交锋，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此前相关题材创作中人物关系设置的“常规化”，丰富了主人公最后献身革命的内在情感动机，塑造了一个既熟悉又新鲜的杨开慧形象。

不过笔者看完此剧后又不尽满足，感到编创者在题材的把握上，虽然转换了塑造人物的视角，但在情节构思和人物塑造上仍没有完全跳脱以往的格局。比如1982年和1990年曾先后在杨开慧的板仓故居墙缝中发现她亲笔写下的8份珍贵手稿，这是近几十年来研究杨开慧的重要文献。5000余字的文献中包括她的生平自述、与毛泽东的恋爱回忆以及表达她对丈夫深深思念的情诗、书信等。王春和这一人物形象就曾出现在这些文字中。这些手稿不但表现了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牵挂、思念、等待，也传达了她作为一名普通女性的哀怨。当她写下“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的问句时，当她发出“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天哪，我总不放心他，只需他是好好的，属我不属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他罢”的呼号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猜测埋怨却从未动摇、始终奉献直至牺牲的杨开慧。这是一个把自己的生命和爱彻底交付给爱人的鲜活女性。笔者相信，该剧主创必定深入研究过这些文献，可惜文献中所呈现出的丰富情感却并没有在剧作中得到更充分的传达。当然，在领袖人物相关的题材创作中保持审慎的态度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如何适当拓展题材的边界，建构起更加多元的历史场景和人物关系，塑造出更为丰富立体的英雄形象，这将是今后剧作家在创作此类题材作品时还需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