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12月，积贫积弱的中国正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刊出。《天演论》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著作，书名如果直译的话应该叫《进化论与伦理学》。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达尔文的这位朋友是将生物学进化论的观点应用在了社会学上。而严复没有直接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而选择了赫胥黎的著作翻译出版，也足见其社会学导向。事实上，《天演论》并非直译，而是夹杂了严复大量的发挥和评论，他毫不掩饰自己通过竞争使中国成为强国的社会达尔文思想。《天演论》一经问世即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更是对此书大加赞赏。从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开始在中国流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激荡。这种思潮把社会发展看作是一个从落后到先进不断进化的过程，如果不能在这个持续的进化过程中走得更快从而成为先进者，就必然走向被淘汰的深渊。这种社会发展的先进性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就表现为现代性。从20世纪初开始，现代化的焦虑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弥漫，并成为中国新文学一个持续不断的主题。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个主题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革命。革命文学通常表现的是落后与先进的对立，而落后表现在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落后就要挨打，只有通过不断的革命才能获得现代的新生，这是革命文学一个最基本模式。现代化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名字。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不断革命的理论被抛弃，现代化有了新名字：脱贫致富。于是，脱贫致富开始在国人身后，使每个人都怀揣着发财致富的梦想不断打拼，不敢停下脚步。自然，改革开放以来，脱贫致富作为新时期现代化焦虑的具体内容成为文学的表现主题。

河南作家张中民的长篇小说《向南方》（中国文史出版社）所表现的正是中国年轻一代努力通过劳动致富完成自我实现的社会现实，其实质乃是现代化焦虑在人们内心的具体折射。改革开放以后，原先革命性的衡量标准被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取代，贫穷就是落后，富裕就是先进。而中国南方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开放风气之先而率先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于是南方就成为现代性与先进性的代称。到南方去就意味着挣钱，意味着摆脱贫穷落后。于是，走出大山、走出农村、走向南方，成为中国持续了40年的潮流，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这个主题的表现，沿用的依然是逃离或出走这种自革命文学以来的中国文学的最常见模式,只是革命文学表现为背叛反动阶级出身或走出愚昧落后，走上革命道路，而新时期的表现则是逃离农村、摆脱贫穷，走上富裕的道路。在改革开放之初，它表现为高加林式的奋斗与抗争，而今天则表现为在商场的奋斗。因而尽管表现形式不同，《向南方》表现的依然是中国新文学这个最基本的主题，只是现代化的焦虑具体为摆脱贫穷、发财致富的焦虑。

这种以脱贫致富为表现特征的现代化焦虑，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表现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追求GDP的调整增长；在具体的个体上，则表现为把挣钱发财作为人生的价值和目的，不顾一切地追求物质利益。《向南方》描写的就是处于这种焦虑中的当下中国的基本社会现实。在以姚远为代表的当下国人的价值观中，挣钱几乎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手段，道德的、情感的、精神的因素都可以退居其次。于是我们看到，《向南方》中的每个人基本都处于对物质利益的极端追求中，情感、性、婚姻都要从物质利益的衡量中进行选择。这部作品中描写了与姚远相关的几对人的情爱生活，而其中几乎所有人都处在脚踏两只船的选择中，并最终屈服于物质的因素。姚远的初恋对象余静在姚远和局长儿子间最终选择了局长儿子；姚远早先在妻子和情人之间选择，后来在余静和吴倩间选择；吴倩在姚远和男朋友间选择，并根据物质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选择。实际上，在张中民的笔下，我们看到，物质因素已成为这个时代人们选择婚姻首先考虑的因素。这时，性是随便的，两个人没有情感因为物质利益可以发生性关系，两个人只是出于生理需要也可以发生性关系。但是，当进入婚姻的时候，感情的因素甚至要退居其次，物质利益成为考虑的主要因素。

人生的价值可以简单地用金钱的多寡进行度量吗？社会的进步可以简单地通过发展经济就可以解决吗？今天，由于对精神价值的忽视、由于精神信仰的缺失，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纷至沓来，一方面现代化的焦虑难以摆脱，另一方面信仰的焦虑又不断加深。如果说南方意味着挣钱的话，那么，比南方更远的是什么？欧阳修词云：“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对人生来说，对社会发展来说，当然还有比挣钱发财更重要的东西，它在春山之外，是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精神永远寄托牵挂的东西。它究竟是什么？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张中民提出的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全社会来认真思考并做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