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两名教士在温莎万圣教堂（All Saints’ Church）一座屏风背后，发现一张祭坛画（altarpiece）。据考证，画作出自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托马斯·哈代（1840-1928）之手——当时他的职业是建筑设计师。
据传记作家霍兰德（Clive Holland）《托马斯·哈代：威塞克斯场景》一书记载，16岁那年，哈代进入多切斯特一家建筑事务所实习，上司是他父亲的老友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不久，哈代前往伦敦，一边在著名建筑师阿瑟·布洛姆菲尔德爵士（Sir Arthur Blomfield）手下工作，一边注册伦敦国王学院夜校课程，专业为法语以及“建筑艺术和科学”——正是在此期间，哈代参与了布洛姆菲尔德爵士主持的牛津拉德克利夫教堂（Radcliffe Chapel）和温莎万圣教堂（1862-1864）修建工作。布洛姆菲尔德爵士时任英国建筑协会主席，在他的指导下，哈代在学术和技能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的论文《彩砖和赤陶土在现代建筑中的应用》荣获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奖；同时，他还在一次征文比赛中获得“乡村别墅设计奖”。1865年，哈代的文章《我如何为自己建造一所房子》在《钱伯斯杂志》（The Chambers Journal）刊载——这也是他平生首次学术发表。
1872年，哈代在建筑师托马斯·罗杰·史密斯（后任伦敦大学学院教授）手下担任建筑绘图员。像之前一样，此时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建筑设计工作中，只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因为在当时，建筑设计是“高等行业”（通常只有商界精英和富家子弟才能进入），建筑师也属于稀缺资源——尤其在福斯特教育法（Forster Education Act，亦称“1870年初等教育法”）颁布后，各地争相兴建各类学校，建筑设计师更是供不应求。哈代早年曾因家贫而辍学，现在全家人都指望他能出人头地，在建筑行业大显身手。
但哈代本人很快便对这一行业心生厌倦，特别是他从事的古建筑修复工作。他“感觉这样的建筑绘图中很少涉及真正的设计，其过程既单调又机械”，缺乏创造性。此外，他的烦恼还源于自己“不合群”：“我发现我性格中的某种缺陷使我无法与同行一起工作——一旦意识到建筑是一种需要齐心协力的工作，我就满心反感。”当然，不能与团队合作责任也不全在哈代一方：他的同事多为牛桥（Oxbridge）名校生，而他本人仅有中学文凭，的确很难混入精英俱乐部的圈子——哈代对此心知肚明。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乃是由于薪酬未达预期：1860-1870年代，哈代在建筑事务所年薪约110英镑，而国王学院一年学费便要耗费其中一大半。经过反复考量，哈代决定放弃伦敦建筑师的梦想，返回故乡转向小说和诗歌创作。他的志向是要凭借文学想象构建出一座亘古屹立的宏伟建筑——“威塞克斯”文学王国。
《住所》（Domicilium）是哈代的诗歌处女作，直到他去世前不久才公开发表。诗歌描绘温伯恩（Wimborne）郊外一处新式住所——哈代及家人的新居。新居坐落于北多塞特镇，镇上有一座古老的敏斯特教堂（The Minster Church）。敏斯特教堂在英国历史上赫赫有名：千百年来，这里安葬着阿尔弗雷德大帝的兄弟埃塞尔雷德国王（King Ethelred）、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教母、以及博福特公爵（Duke of Beaufort）和公爵夫人等一众历史文化名人。
《住所》是哈代首次在诗歌中融入建筑概念的诗作。从建筑绘图师的角度入手，哈代以敏斯特教堂具有中世纪晚期风格的哥特式尖顶和拱门为背景，着力刻画新居的地理环境及其建筑物——通过“侧翼形成圆弧”、“彼此相邻”、以及“后方的景象”等建筑词汇，哈代将景物描写和叙事融为一体，并最终抵达结论：时光 “在所有事物身上/都留下了印记”（“Change has marked/The face of all things”）。这也是哈代创作思想的集中体现：他认为建筑和诗歌之间的联系在于“两者的艺术形态之下都蕴含理性”，换言之，哈代诗歌中的建筑特点可以简单理解成诗作在页面上的呈现效果——其框架结构清晰明了，但展开模式却错综复杂。诗人相信如此复杂而精妙的建筑构造既传达了历史也塑造了历史——在另一首回忆老敏斯特教堂的诗作（Copying Architecture in an Old Minster）中，哈代细致描摹教堂大钟指针的弹跳——它无声地诉说“已经过去以及即将过去的时代”，并以此见证人事代谢和时间流逝。评论家认为这首诗在哈代诗歌创作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暗示了人的一生，甚至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模式”——这也是哈代诗歌总体的基调。
哈代首部诗集《韦塞克斯诗歌和其他诗歌》中也收录了与建筑尤其是教堂建筑题材相关的诗作，比如以一座颓败教堂为背景的《女继承人和建筑师》（Heiress and Architect）和《她的困境》（Her Dilemma），以及以建筑历史为素材的《梅森修道院》（The Abbey Mason）。除了题材相同，这类诗歌还具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哈代“持之以恒地探索如何将个人特色、能力和创造性统一在历史建筑和文学形式中——以字词、韵律和文本结构的形式”。
哈代另一部诗集《今昔诗篇》（Poems of Past and Present）中也有若干类似题材的诗作，其中较为著名的是《教堂风琴手》（The Chapel-Organist）和《教堂建筑者》（The Church Builder）——评论家认为后一部诗歌中绝望的叙述者很可能以哈代本人为“原型”：他一开始怀有坚定的信仰，决心将自己全部精力用于建造一座富丽堂皇的大教堂——其中不仅有珍奇瑰丽的建筑材料（如埃及花岗岩和威尼斯之石），而且有精美绝伦的艺术藏品（如达·芬奇雕塑和拉斐尔绘画），但忽然有一天，他意识到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最终选择在圣坛入口处一根横梁下自缢身亡。很显然，教堂及祭坛等建筑物对哈代“宿命论思想影响很大”。哈达本人日后在《自传》中也坦承，他“或许无意识地将所学的哥特式艺术原则运用在了诗歌当中”。所谓“哥特式艺术原则”，在哈代看来即等同于“自发性原则”——哈代深知在建筑领域，“精巧的不规则性很有必要”，并且其中蕴含巨大的价值（中世纪石匠的自由自发性往往能成就永垂不朽的艺术杰作）。在哈代笔下，这一原则既体现在建筑造型和窗饰中，也体现在诗歌音律和气韵流动中。由此，他的格律和诗行也颇具时人所谓“出乎意表之外”的特点。
哈代晚年诗集《幻象的瞬间》（Moments of Vision）中有一首短诗《年轻的彩窗匠人》（The Young Glass-Stainer），诗中主人公曾经抱怨：“这些哥特式的彩窗，让我疲惫不堪 /它们的尖顶和锡箔，全不成形状。”但事实上，建筑，尤其是哥特式建筑，从来没有让哈代本人感到“疲惫不堪”，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从专业建筑训练中获得的知识储备和思想灵感恰恰成为他文学创作形式（及内容）的关键。正如批评家凯斯特·拉滕伯里（Kester Rattenbury）在《威塞克斯项目：建筑师托马斯·哈代》一书中所说，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对于建筑形式及材料设备的敏感性……一旦获得就永远不会失去”——对于哈代而言，这种敏感性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艺术中，更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
根据拉滕伯里的研究结论，哈代终其一生都在践行一名建筑师的使命：他的小说类似于一个实验性的建筑项目，而他则“试图通过这个项目来影响建筑环境”。建筑向来是文学大师笔下的“要件”——从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以及画眉山庄）到霍桑的《七角楼房》，再到狄更斯《远大前程》中的萨提斯庄园（Satis House） ，概莫能外。对于哈代而言，建筑在他小说创作中的分量更可谓举足轻重。在《托马斯·哈代的早年生活》一书中（哈代去世后，由他的第二任妻子弗洛伦斯·哈代整理出版，但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这部传记是哈代亲笔撰写），第一章的标题便是“早期生活和建筑”。由此也不难看出，日后哈代小说中大量年轻建筑师的形象，或多或少都反映出哈代本人的影子。
哈代第一部小说《一双湛蓝的眼睛》创作灵感乃是基于1870年的一项建筑任务，即修复圣朱利奥特教堂（Church of St Juliot）。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讲述一名石匠（建筑师）的悲剧（他致力于修复牛津基督大教堂）。在此期间，他的小说《意中人》以波特兰岛为背景（此地以建筑石材名闻遐迩），讲述一位雕塑家遭遇一连串打击，最终黯然放弃对于理想之美的追求。小说《冷漠的人》涉及建筑设计对于一名年轻建筑师的严峻考验——在故事开篇，哈代描述男主乔治·萨默塞特“正在测量并复刻一个V形门道”。
与乔治·艾略特描绘的罗姆郡或安东尼·特罗洛普笔下的巴塞特郡不同，哈代构建的威塞克斯不单单是想象的王国，很大程度上它也是自我形塑的实体——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一直在绘制威塞克斯的全景图（甚至在1890年代停止小说创作后，他依然孜孜不倦坚持完善这一幅地图）。这一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在他的小说中明显表现为一种“精细的连贯性”——在描绘某个场景时，他常常从某个建筑物（或某个狭小空间）出发，随后向外延伸，以便凸显更为广阔的背景和画面。仍以《一双湛蓝的眼睛》为例，小说一开始，哈代便以建筑师的专业眼光刻画主人公亨利·奈特（Henry Knight）的房间——据说是以他昔日同事、建筑师拉斐尔·布兰登（Raphael Brandon）的办公室为原型——而后才转入邻近的一座教堂：“沉重的拱门横跨塔楼和教堂中殿的接合点，在夜色中，黑色骨架慢慢形成一幅遥远而朦胧的景观，不断向西延伸。”从“拱门”、“接合点”、“教堂中殿”和“建筑骨架”等专业词汇中，可以看出他在建筑方面丰富的知识背景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感知力”——或许这也是哈代小说独特的魅力之所在。
正如评论家指出的那样，哈代大部分小说都是以一栋建筑为中心，他往往也会围绕这一中心来构建人物和情节。哈代晚年谈及《无名的裘德》时曾宣称这是他本人“最得意”的作品，并称该小说的结构犹如“几何图形一般整齐、匀称，一一对应”。这是一种类似于“方阵舞”形式的独特结构，即故事主人公在身份地位等升降变换后，再经过一番曲折复位，从终点回归到起点——一幕幕人间悲喜剧也在此过程中轮番上演。在包括《无名的裘德》在内的代表性悲剧小说（如《卡斯特桥市长》《还乡》）中，这一结构表现得尤为突出。不仅如此，哈代在注重宏大结构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刻画细节，并将两者与人类自身的局限性紧密相连。在《一双湛蓝的眼睛》中，小说人物斯蒂芬·史密斯、亨利·奈特和埃尔弗丽德之间的关系面临瓦解，对应着贯穿小说始终的摇摇欲坠的教堂和塔楼。在《无名的裘德》中，石匠裘德在牛津基督大教堂修复哥特式建筑和窗饰，旷日持久，却不见成效——这也不断提醒人们：他们的生活既毫无意义又一成不变，即便他们鼓足勇气想要逃脱这“钟摆式的”循环，结局也必定以悲剧告终。
1915年，哈代友人H. G.威尔斯与小说家亨利·詹姆斯通信中探讨文学创作与艺术的关系时曾说：“对于我，文学像建筑，是一种手段”——与之相似，哈代也认为文学与建筑一样是凝固的艺术：建筑不仅仅是简单地堆砖砌瓦，更是营造一种意境；写作也是如此。从哈代开始有意识地构筑他的威塞克斯王国之日起，它已不再是单纯的物理事实而被抽象（并上升）为一个精神符号。正如评论家张玲在《晶体美之所在》一文中所说：“作为小说家的哈代，就像一块结构复杂、棱面众多的晶体，能从不同的角度反射出日月的光华；也正像晶体一样，它的各个棱面不管多么复杂，内部结构都是按一定的规律排列组合，这样反映在表象上，既相互抵牾，又相互依托，形成了一个完美坚实的整体”——这个整体，无疑便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一幅全景画面。用哈代的话说，历史建筑是“石质的编年史”，而他本人则是以小说诗歌为载体的编年史家。
1881年，哈代加入威廉·莫里斯等人倡导的古建筑保护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参与了一系列反对“修复”多塞特中世纪建筑项目的运动。晚年，他因文物保护方面的成就当选为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的荣誉会员。1928年，哈代去世。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长阿尔伯特·理查森爵士（Sir Albert Richardson）在《建筑师杂志》（Architects’ Journal）上发表纪念文章，亲切地赞誉他为“工匠大师”——这也是对建筑师哈代一生最准确的概括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