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的一生都在以苦行僧似的方式执着于文学创作，虔诚而严格地遵照创作计划度日，为文学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也为我们留下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优秀的文学遗产。曾任《人民文学》《当代》主编的秦兆阳，是编辑家，同时也是著名作家与评论家，在文学界享誉盛名。路遥不止一次公开提到对秦兆阳的感激之情，也正是秦兆阳在关键时刻的一次相助，整个地改变了路遥的文学创作之路。笔者幸运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藏品库里见到了路遥写给秦兆阳的两封书信，通过对书信的梳理，我们直观地感受到路遥、秦兆阳两位文坛前辈的人生态度和文学品格，进一步了解到身为编辑的秦兆阳从发现和培养作者、确立鲜明的作者意识、提高作者的写作水平、引导作者的创作活动等方面对作者提供帮助，不断优化作品及促进作者的成长，从而繁荣文学事业。
一
尊敬的老秦同志：
您好。
我来中青社改一部作品，现基本已完成工作，我很想来看看您，但又怕打扰您。另外，我老是这样，对于自己最尊敬的人，往往又怕又躲避，望您能原谅。
我想请求您一件事：上海《萌芽》丛书初步决定出我一本集子，包括十二个短篇和两部中篇，约二十来万字。他们这种书都要求有个老作家在前面写个序，并且让作者自己找人，我自己很想让您给我写几句话，不知您能不能同意。如您觉不方便，我就不麻烦您了。两部中篇都是您看过的，其他的短篇只有十来万字。如您能同意，上海方面也最后审定出版，我就将另外的十来万字短东西寄您看一看。当然，书现在还未最后定下出版，这封信有点早，主要是这次来京，想知道您的意见，到时我就不再写信打扰您了。您如果忙，就不要给我写信了，可将您的意见托刘茵同志写信转告我。
我在这里改完一部十三万字的小说，中青社已经决定出版。我深知道，我在学习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您起了关键的帮助作用，我自己在取得任何一点微小的进步时，都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而想起您。
您身体怎样？万望保重！您给子龙的信及他的小说在社会引起重大反响和关注。尤其是您的文章，文学界反映很强烈，是这一段我们那里讨论的主要话题。
祝您健康并且愉快。
（我20号左右就回了西安）
路遥 14/12
二
尊敬的老秦同志：
您好。非常意外地收到您这么长一封信。上次在京期间托刘茵同志转您信后，我已经后悔不已。您现在用这么认真的态度和一个小孩子交谈，我除过深深的敬意，更多的是因为打扰了您而感到内疚。老秦同志，您在一切方面对年轻的同志具有一种吸引力，我们大家都愿仔细倾听您的声音。您使我想起伟大的涅克拉索夫和《现代人》杂志周围那些巨大的人们。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状况不能令人满意，除过其它复杂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缺乏一种真正美好的文学风尚。用一种简单的、类似旧社会戏园子里捧“名伶”的态度，根本无益于文学的真正发展，只能带来一些虚假的繁荣。科学和神圣的东西让一些嘻皮笑脸的人操持怎么能让人不寒心呢？在这样一种情况中，一个严肃的、热情的、不看门第而竭尽全力真正关怀文学事业发展的人，他所发出的声音——站在山巅上发出的独特的、深沉的哲人和诗人的声音，对文学公众的吸引力是无可比拟的，因为这一切在我们的环境中是宝贵的。
您的信在这里已经引起热烈反应，陕西地区正在努力的青年作家很多，您的信——正确地说，是您的风度给了我们一个极强烈的印象。《延河》的几位负责同志都传看了信，很快决定在刊物上发表，谅您会同意的。当然，我很不安，也感到惶恐。我自己的水平和这件事很不相称。我虽然很高兴、但也很痛苦，您会相信这是我的真实心情。
我想把此信作为我那本集子的代序，因为您的信实际上涉及了许多广阔的问题，这件事我要和出版社商量，争取他们的同意。
信已经很长了，又耽搁了您的时间。我现仍在编辑部上班，下半年可能让搞专业，我准备认真扎实地在生活和创作中摸索，以不负您的厚望。
致敬意！
路遥 7/元
第一封信共计两页，写在A4方格稿纸上，落款是12月14日。根据信中内容判断应是1981年12月14日，第二封信写在“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的A4稿纸上，写信日期是1982年1月7日，这两封信的时间相隔不到一个月。
秦兆阳时任《当代》主编，是大编辑家，而当时的路遥还只是一个新人，仅在地方期刊上发表过一些短篇作品，秦兆阳发现和培养了路遥，成为路遥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伯乐。他们之间的交往也堪称文学史上编辑与作者互相尊重、彼此成就的典范。二人的相识源于《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这是路遥1978年创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说，讲述了延川县委书记马延雄在“文革”中为了制止派系之间的武装斗争，维护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慷慨就义。它不同于当时的主流“伤痕文学”一味地宣泄，而是另辟蹊径，塑造了“文革”中一心想着群众的县委书记，和自发组织拯救县委书记的农民群像，让读者看到了光明与正义不曾缺席。
1978年，路遥创作完成后曾寄给多家刊物，由于作品没有迎合当时的主流审美，被多家杂志社退稿，这两年的时间曾让路遥一度心灰意冷，甚至准备放弃小说创作，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提到最后将稿子转交给《当代》杂志，如果不刊用，就不必寄回，一烧了之。1980年春天，命运终于眷顾了执着又努力的路遥，就在他绝望之际，收到了来自秦兆阳的长信。信中秦兆阳对《惊心动魄的一幕》作了热情肯定，并同路遥商量修改事宜，在秦兆阳的指导下，修改之后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在《当代》1980年第3期。这是路遥第一次在全国性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在文学界引起了不小反响，后来又在秦兆阳的力荐下获得了两个有分量的奖项：1979-1981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在不断惨遭退稿的等待里，路遥曾对自己创作中篇的能力产生怀疑，一度开始写短篇，正是因为秦兆阳对新人的无私帮助、悉心培养，使路遥受到极大鼓舞，《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与获奖成为路遥创作生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这极大提升了路遥的创作自信，之后他孤身一人远赴延安甘泉县，开始创作奠定了其文坛地位的《人生》，正如他所说，“这整个地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
秦兆阳有鲜明的作者意识，在他看来，编辑应该尊重作者，加强与作者的深入沟通，与作者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才能更好地推动文学的繁荣。面对文坛新人路遥，秦兆阳亦能做到尊重，在编发《惊心动魄的一幕》的过程中，秦兆阳曾去信同路遥“商量”能否来北京修改稿件，后来路遥在回忆里着重强调了“商量”一词的分量，他认为“在地位悬殊的人之间，这是一个罕见的字眼”，秦兆阳却这样认真地同他讲，让他受宠若惊。“不敢以老作家自居”的秦兆阳、平易近人、尊重作者，身为文学新人的路遥更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对秦兆阳的感情“独特而不可替代”。这两封信件开头的称呼都是“尊敬的老秦同志”，纵观目前已经公开出版的70封路遥写给友人的书信，这样的尊称并不多见，更多的是称呼某某同志、某某兄，路遥也曾在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对“尊敬”一词做过解释，“只有心灵巨大的人才有忘年交朋友。直率地说，晚辈尊敬长辈，一种是面子上的尊敬，一种是心灵的尊敬。秦兆阳得到的尊敬出自我们内心”，由此可见此处“尊敬”一词的分量，它早已超越了普通交往时的礼貌用语，而是出于路遥由衷的敬佩和仰慕。秦兆阳的编辑思想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当代》杂志社的编辑，由于小说写得比较真实，《当代》原本想按报告文学进行刊发，路遥知道后给责编刘茵去信，谈及自己的想法和顾虑，“这不是写一个具体的真事，我是把我了解的许多事按作品构思的要求虚构的”，并建议按中篇小说刊发，《当代》编辑部最终尊重了作者的意见，也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误会。
在这封信里，路遥首次将秦兆阳比作“伟大的涅克拉索夫”。秦兆阳的文学编辑生涯确实是从追随涅克拉索夫开始。1955年，秦兆阳调到《人民文学》任执行副主编，在一次编务会上曾宣称要把《人民文学》办成像俄罗斯的《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一样的一流杂志。在具体实施上，秦兆阳1955年起草了《〈人民文学〉起草方案》，1956年起草了《〈人民文学〉改进计划要点》，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导向和文学形式的多样化，力求每期必发新人新作，以团结和培养作家，提倡编辑的自主性等。身为编辑的秦兆阳，在审稿、与作者沟通的过程中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相继发现了王蒙、公刘、玛拉沁夫、林斤澜等文坛新人。80年代担任《当代》主编期间，他继续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理想，不断挖掘并帮助新人的成长，如蒋子龙、张炜、刘心武以及路遥等。事实证明秦兆阳的眼光是正确的，这些曾经的文学新人日益成长为文学界的中坚力量。
编辑不仅需要发现培养新人，尊重作者，同时也要帮助作者提高创作水平。身为文学新人的路遥去信希望秦兆阳能为自己即将出版的书作序，秦兆阳在收到来信后，很快便认真写了回信《要有一颗热情的心——致路遥同志》。尽管跨越着时间与空间，我们仍能感受到路遥收到秦兆阳回信时的激动与欣喜，于他而言这是莫大的认可与鼓励。在信中秦兆阳以朋友的口吻与晚辈探讨文学，并以一种欣喜之情高度认可了路遥的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这篇小说摆脱了“伤痕文学”的情绪宣泄，塑造了一位在危难时刻仍一心只想着群众的革命干部，立意高远、细节真切、文字朴素、“实在难得”。秦兆阳别具慧眼地发现路遥“能够捕捉生活里感动人的事物”，“有一颗朴实、真挚而又热情的心灵”，他既肯定了路遥在文学创作上展现出来的天赋与优势，又非常真诚地指出作品在艺术性上的不足。秦兆阳通过一系列引导性的发问与路遥探讨作品的深度与广度，以此来启迪路遥去思考如何深挖、提炼、扩展一部作品，达到“更深沉、更宏大、更美妙”的境界。
秦兆阳在与路遥的交往中真诚坦率，耐心细致、乐于帮助新人。在路遥的回忆性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提到是秦兆阳“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在这封回信中，我们更能体会这句话饱含的情感与深意，秦兆阳对待晚辈谦和包容毫无架子，对待文学事业严肃认真，“他的修养和学识使他有可能居高临下地选拔人才和人物，并用平等的心灵和晚辈交流思想感情”。
秦兆阳认为一名优秀的编辑一定要熟悉文学现状，对未来的发展具有预见性和前瞻性，从而在创作理念和艺术审美上可以引导作者，能及时地为作者指点迷津。路遥信中提到的“子龙”，即作家蒋子龙，曾发表作品《乔厂长上任记》，是“改革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当时蒋子龙也把《赤橙黄绿青蓝紫》初稿交给了《当代》，小说描绘了解净、刘思佳等几位性格迥异的年轻人之间的爱恨纠葛与情感冲突，展现了经历十年动乱之后的意识逐渐觉醒，启示青年要把美好的时光投入到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书写更加绚丽的人生篇章。小说贴近时代脉搏，与秦兆阳的编辑思想不谋而合，当时秦兆阳认为“要把重心放在写改革时代的新社会生活上面。我们既要敢于深入揭示改革中的矛盾，又要给人以信心”。秦兆阳对《赤橙黄绿青蓝紫》评价很高，认为可以刊发在头条，当时他正在给蒋子龙写回信，在看完作品后又加写了一部分对作品的评价，这封题为《漫谈格调（答蒋子龙同志）》的回信也与小说一起刊登在1981年《当代》第四期，正如路遥在信中所说作品发表以后影响很大，获得中国作协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同时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面对蒋子龙关于文学创作的构思问题以及创作道路如何选择的困惑，在回信中，秦兆阳以《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名著为例，细致分析一些经典段落的构思创作，解释文学创作中如何处理别具匠心的“真材实料”与“似曾相识”的一般化问题，并对《赤橙黄绿青蓝紫》作了分析和评价，他认为蒋子龙能够“别具只眼”地从生活里观察、思索、提炼出“真材实料”，小说情节“颇具匠心”“内涵丰富”，有其独到之处。在信中秦兆阳肯定了蒋子龙的创作道路是正确的，也诚恳指出作品的不足，如细节处理不到位、作品张力不够等，同时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品要闪耀着“智慧、才能和品德”的光环，形成“耐人寻味”、有高级趣味的格调，并有创作者个人的风格等。其实蒋子龙在作品完成后内心是忐忑的，他自己不甚满意，“红着脸”把小说寄给了《当代》，秦兆阳透过作品看到蒋子龙在创作实践中的不断探索，并及时给予正面的回应和指导，帮助作者成长，也让我们看到了风靡一时的经典小说。
路遥曾说，“在中国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柳青，一位是秦兆阳。”柳青是他的精神导师，是路遥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传统的直接来源，而秦兆阳则进一步在文学理论领域为他厘清问题、指明方向。秦兆阳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中指出“人们在文学艺术创作的整个活动中，是以无限广阔的客观现实为对象，为依据，为源泉，并以影响现实为目的，而它反映的现实，又不是对于现实作机械的翻版，而是追求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他的这种观点，在给路遥写的回信中也得到了进一步体现，他在信中感叹漓江的秀美、石林的奇幻以及人民的劳动等等，这些“客观世界的美”，正是文学艺术需要描写的对象。秦兆阳的现实主义理论让作家们正确地深刻地认识生活，从广阔的客观现实世界中汲取灵感，并能对现实世界有所启示，这些观点对路遥的创作影响深远。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各种西方文学思潮传入国内，当时的作家们开始纷纷涌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领地，现实主义被贴上“落后”“过时”的标签，路遥却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在文学中的表现，绝不仅仅是一个创作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也许现实主义可能有一天会‘过时’，但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现实主义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生活和艺术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他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文学道路，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证明了现实主义的旺盛生命力，写出了《平凡的世界》这样经久不衰的作品。
这些书信往来，展现了编辑与作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他们互相尊重、彼此成就，路遥在信中谦卑得像小学生，将自己的点滴进步都归功于秦兆阳的帮助，他的尊重与敬仰发自肺腑；秦兆阳发现路遥、蒋子龙的才华，在回信中也处处体现着编辑对作者的人文关怀，“自己写不好作品”“相信路遥同志你能够做到”，生怕批评之处挫伤了作者的自尊心。秦兆阳给年轻作者的回信既有对作品的肯定，又有深度的思考，信中所涉及的编辑案例，不过是秦兆阳整个编辑生涯中极少的一部分，他亦是如此毫无保留地帮助其他作者，“不看门第而竭尽全力真正关怀文学事业发展”，无私奉献、甘为人梯。
一位文学新人最终能成为享誉国际的知名作家，一部作品能拥有旺盛的生命力，经久不衰，都离不开编辑勤恳的付出，编辑也需要不断地发现和培养新人，保持文坛的活力。在当代的社会语境中，这些编辑理念对于探讨编辑与作者的关系，编辑如何更好地培养作者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