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8日，我坐在从红河回昆明的小车上，突然接到蔡毅同志的电话，告诉我张长同志已于昨天在北京去世的消息。我知道张长近来身体不大好，但没想到会走得这么快，感到很突然、很难过。回到家就给他在北京的二女儿挂了电话，表示沉痛哀悼。

我同张长认识、交往有65年了。我至今还保留着他1957年底给我写的第一封信。信写满4页稿纸，有1000多字。信中说：“你比我大几岁。我读过你不少东西——当然，也读过《生活的牧歌》和有关它的一些评论文章——我发觉，不论在哪一方面，你都比我成熟得多，懂事得多！我也想第一次信就直接地告诉你——也许有些冒昧——倘你乐意，就请你把我当个弟弟看，如何？”从此，我们就开始通信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60年他的第一本诗集《澜沧江之歌》出版之后，他到昆明来给我送书，我们一见如故。

他的第一本诗集是怎么出版的，现在的人无法想象。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在《人民文学》《诗刊》等报刊上经常看到白族作者张长的诗，觉得不错，便把它们收集起来，准备出一本书。感到数量不够，就在1959年给他写了一封挂号信，让他补充了一些尚未发表的新作，就编成《澜沧江之歌》出版了。

与他见过面之后，我把他介绍给云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作协主席袁勃同志。袁部长与西双版纳州委、州政府沟通，1963年把他从勐养卫生所调到了州文教局。我1972年从插队落户的农村调回昆明以后，向管文化局的军代表、革委会主任赵敦民同志推荐他，1973年他调到了昆明。

回顾65年的交往，我忽然想到，我们两个至少有五个不约而同的地方：

第一，我俩都是大理白族人，他生在苍山之西的云龙县，我生在苍山之东的喜洲镇。

第二，我俩都在同一年——1956年从学校走向社会。那年他18岁，昆明医士学校毕业，被分配到西双版纳勐养卫生所当乡村医生；我从武汉大学毕业，回到云南当《边疆文艺》编辑。

第三，我们两人的诗在同一年——1957年，被选收入臧克家主编、作家出版社出版的《1957年诗选》。他入选的那组诗发表在《红岩》上，署名是赵培中，还不是张长；我的则是选了《边疆文艺》发表的《苍洱组诗》中的两首。

第四，我的第一本书《生活的牧歌》出版时，是22岁；他1960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澜沧江之歌》时，也是22岁。

第五，我们两人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同时获得第一、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第一届（1981年），他的短篇小说《希望的绿叶》获奖，我是长诗《大黑天神》获奖。第二届（1985年），他的短篇小说《最后一棵菩提》获奖，我获奖的是论文《我国当代的少数民族诗歌》。

所不同的是，张长早在获得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之前的1979年，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空谷兰》就已经获得中国作协以《人民文学》名义举办的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为他授奖的是巴金先生。

张长几十年来都是一个普通的作家，平凡、低调，不爱出风头，不争名夺利，只顾埋头写作。我觉得形容他，可以用他在散文《一个好老头》中引用的汪曾祺的四句打油诗：“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奋，人间送小温。”他就是这么一个人，通过自己的作品，给人们心里送点温暖。他默默地读书，默默地写作，默默地耕耘，就是这么一个没有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的布衣作家。王蒙在为《张长文集》（2012年1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写的序中说得好：“在我们国家喜欢文学的人不少，真正献身文学，而且是献身于真正的文学的人有限。些微的诱惑、弼马温的冠冕，就改变了一个人的文学道路。不足道的名声、鸡毛蒜皮的一点干扰，就抹掉了一个人的文学的感觉。所以能长期地文学着、工作着、梦想着、写作着的人其实很少。张长是难能的忠心耿耿于文学的人当中的一个。”

作为白族诗人，张长的诗别有风味、独具风格。我在1980年为他的诗集《凤尾竹的梦》所写的序中说过：“张长的诗，比较多方面地反映着西双版纳绚丽多姿的景物和各族人民缤纷多彩的生活”，他“有敏锐的观察力”，“有比较丰富的思考力、概括力和想象力”，他的诗“像明丽的晨光，像晶莹的露珠，像浅蓝的空气”，“如山间清澈的小溪、林中明净的湖水”，“它虽无浩浩荡荡、一泻千里的气势，缺乏奔腾咆哮、汹涌澎湃的旋律，却也自有其清新明丽的特色。”

张长不光诗写得有特色，他在文学的各种形式的创作上都全面开花，他的散文诗、散文、小说都有突出成就，他的短篇小说连续多次获全国奖，他的长篇小说《太阳树》是我国比较早反映生态文明建设的优秀长篇，他的散文更是写得又多又好，影响广泛。像他这样在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都全面发展、成就突出的少数民族作家是不多的。王蒙在《文心·地域·作品——序张长文集》中说：“张长的诗、小说、散文是地地道道的云南风景。”“在他的身上、在他的作品里，聚集了云南的美好、温雅、心愿、风景、真诚与朴质。”

“诗人走了，但他的诗活着。”我们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