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疫情期间，萨利·鲁尼完成并出版了她的新作《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这时候回头去看她的前两部小说《聊天记录》和《正常人》，是否有些落伍？短短五年间，她声名鹊起，不仅收获了布克奖等文学领域的专业奖项提名，成为《纽约时报》等纸媒的追捧对象；两部长篇小说亦获得电视制作人的青睐，被改编成电视剧，影视媒介进一步放大了她的影响力，毫不夸张地说，她已成为过去五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最炙手可热的年轻作家之一。
鲁尼的语言是当代的，简短，明快，有一种刻意却不造作的利落感。她轻描淡写地描述人物的动作，勾勒她们生活的场景，绝不拖沓，既没有传统小说中对物质环境的充分展开，同时又是连贯的，人物线索清晰，情节脉络分明，正如她在访谈中所说，她不认为自己的小说在形式上有任何“反传统”之处，换言之，她似乎并不认为有必要在小说文体上进行过分形式化的操作，但这并未妨碍《聊天记录》和《正常人》鲜明的革命性和对于社会规范的挑战。她笔下的关系也是当代的，不稳定，不确定，人物试图在关系中确认自身，而不是通过个人在这世上的成就；短信、邮件、电话、视频是人物日常生活的重要成分，隔着步行十分钟即可到达的距离，弗朗西斯与尼克依然使用电话来调情，而朋友间的深入沟通更多地通过邮件而非面对面聊天来实现。交流媒介的转变从未如此深入地在小说中得到展示，而鲁尼并未因此将小说的结构做碎片化的处理，许多评论甚至将她的小说文体上溯至19世纪英国的书信体传统。
毫无疑问，两性关系是鲁尼小说中最为重要的线索。无论你是否喜欢她篇幅庞大的对于女性身体体验的描写，与之相对的，被动而温存的男性形象所具有的象征性都无法让人视而不见。《聊天记录》和《正常人》的男性主人公面对女性时，往往显示出敬畏乃至退让的姿态，他们主动将决定权交给女性，不给关系任何定义或保障——这当然可以用鲁尼在《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对理想关系的描述来解释：人们之间的关系像是流动的水，原本就不可方物。但人物的形象设置依然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引向现实处境：在这个“文明”的时代，野性和体力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功用，男性甚至有可能落入更为孱弱的境地。在鲁尼笔下，弗朗西斯的父亲、玛丽安娜的哥哥、尼克都无法安于自己的社会角色，他们情愿把生命力耗费在酒精或出轨行为中，这似乎抛给读者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没有战争的和平时代，“力量”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超出了二元对立的解释范畴，也不符合女性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如果当今世界还存在所谓的“主流”。事实上，这个时代的男性未必比女性享有更多特权，正如鲁尼在小说中所言：如果这个社会是完全由男性主导的，那么，很难解释他们为何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过着同样糟糕的生活。
早期的鲁尼让你不由得想到这些问题，能不能只要我们想要的部分，精挑细选，拒绝所有我们不要的部分，无论是理念还是实际的行动，有没有可能，将这些妥协最小化？既然年轻一代已不完全认同现有的规则。但这仍然要付出代价，比如《正常人》中玛丽安娜虽然默认了和康奈尔地下交往，但还是被康奈尔的隐瞒行为激怒了；而在《聊天记录》里，弗朗西斯毫不怀疑自己有离经叛道的权利，却无法安于她和有妇之夫尼克之间的恋爱关系，她一直在纠结自己是不是虚伪的，是否破坏了他人的家庭，是不是想要独占他，是不是想要合理合法地拥有这份感情？如果是这样，他们的关系将走向何方；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关系又有何意义？鲁尼同样将追问延伸至个体对于生存方式的思索：如果我不想工作，不想被剥削，不想参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同时又需要金钱支持基本的生活，甚至还要在大学毕业后有立足之地，靠资本的运作来支持我的声名，从而有畅通无阻的表达通道，那么，我要如何学会在居间中寻求平衡，如何在桀骜不驯的同时做到心安理得？
而关于好人和坏人的道德辩论，在人物的具体实践中则变成了一个看似简单却依旧难以回答的问题：是否会伤害到别人；“伤害”本身就是一种无法被绝对化的感受，于是人物不得不重新堕入情感相对主义的困境中去。在鲁尼笔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也正是主人公挂在嘴边的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给出的结论。在这样的道德困境之下，弗朗西斯和小说中的其他主要人物试图建立自己的道德观念，不是为他人或社会负责，而只是为作为个体的自我负责。
《聊天记录》《正常人》还提示了另一重现代教育体制所造就的矛盾。人文领域的专业知识本身构建了分裂的脉络，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学基本上是对于古典文学的反动；批判性几乎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基石。作为文学专业出身的主人公，阅读意味着对世界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也意味着阅读生活与真实世界运行逻辑之间巨大的沟壑。人物如何秉持批判的态度，生活在他们并不认同的世界里，这本身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换言之，无论是有意或无意，从事知识生产与传承的大学教育与高速运转的当代社会之间都形成了对抗关系，这种断裂感尤为清晰地呈现在鲁尼早期的小说中。当然，《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或许无意中揭示了另一个更令人失望的事实，那就是，前者实质上也是后者的一部分，从来都不存在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对抗。
尽管如此，鲁尼的人物依然试图建立新的主体性。这与麦克尤恩等人年轻时的创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一代人年轻时不屑于任何观点，他们消极、被动，小说中充溢着无法排解的虚无感。这也是为什么，尽管鲁尼的人物不完美，甚至不可爱，不够反叛，可能尖锐或自私，但却显得有责任感。现代社会对个人空间造成了强烈的挤压感，人们生活在巨大的温室之中，但依然想要真诚地活着，人物建立新的个人秩序的努力值得尊重。
当然，这对于二十岁出头、大学毕业之前的年轻人来说，不见得是个真正的困难，因为年轻人大可以抱着抽象的理念暂时蜷缩在象牙塔内。尚未离开校园的弗朗西斯、波比、玛丽安娜都尚未被任何关系框约。面对婚姻、工作等“陷阱”，她们轻盈地转过身去，以松散的、没有明确契约的方式参与其中。这多少有些无政府主义。的确，当一段关系的形式大于意义，沦为形同虚设的安全感的保障，人们不但不能在其中获得真正的安全感，反而由于实质和表象的疏离，陷入精神上的分裂。这也是鲁尼在《聊天记录》中反复提到的，抑郁症很可能是资本主义的正常反应，或者说它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反抗。过度完善、无所不在的制度化留给个人的空间和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少，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转所做的一切建构最终将压力按实在每个深入参与其中的个体身上。这恐怕是现代文明自身的悖论。鲁尼并未在这个意义上进一步展开，但这同情的倾向无疑是危险的。
除了资本主义、女性主义等议题，《聊天记录》和《正常人》有着更为明确的代际感。两个女主角弗朗西斯和波比对年长的人们表现出刻意的嘲弄和“酷”的自诩，人物的出生年代不只是标签，而是活生生的另一代人。是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和他们不同，但究竟哪里不同，怎样不同？此外，主人公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值得玩味。两部小说中的家庭没有一个符合期待，几乎都是千疮百孔。无论是常常陷入经济窘境的弗朗西斯，还是家境优渥的波比，都急于摆脱她们的家庭，谋求新的出路。孩子与未来相关，但那难道不是一个循环？我宁愿将鲁尼笔下的家庭关系概括为：我们是你们的孩子，来看看你们是怎么抚养我们长大成人的？
鲁尼对笔下的人物虽暗含嘲讽，但从不过度苛责，保持了可敬的分寸感。不轻下判断的包容感，也是新人类的特质吧。忧虑虽然必要，但草依然会生长，年轻人会在任何地方，悬崖的缝隙之间，荒地上，破碎的瓦砾中，重建新生活。不要忙着定义，不要忙着给出道德判断，每个时代每个个体面临的困境都不相同。毕竟，没有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革命风潮，年轻人要以什么形式表达他们的不满？权力有其毛细管般的分支，与之相应，反抗也变得微观且无处不在。
然而，一旦他们离开校园，进入社会，这些看似高深和纯洁的理念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正因为如此，鲁尼新近出版的第三部小说《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既令人期待又令人不安。主人公跟随作者成长的脚步一并离开了校园。鲁尼主动回答了读者的追问。弗朗西斯的特立独行，究竟是因为她是千禧一代，还是由于她身在校园，尚未真正进入社会？弗朗西斯在《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成长为尼克夫妇，或是尼克夫妇成为了小说家婚后第一部作品真正的焦点？
在阅读《聊天记录》时，我想到的是歌德的《亲合力》。同样是一对夫妇邀请两个异性进入他们的生活，像是一场婚恋化学实验，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在歌德笔下，克制的一对最终全身而退，而放任激情的一对则伤亡惨重，片甲不留。相比后两部作品，《聊天记录》多少显得有些粗糙，不过，粗糙很可能也是可贵的质感。它会让你一遍又一遍回到年轻时代，想起那些梦想和现实焦灼在一起的日子，想起充满了玄机和欲望的青春期，以及至今仍未解除的身处人群中所感受到的疏离，对于简单而真诚的交流的热望。是的，为什么不能平常地相爱，为什么不能拥有切骨入髓的关系，难道就因为我们看不起这一切陈规陋习？
而《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则让我不断想起狄更斯成长小说的人物结局，那些年轻的、浑身力气的小孩子，面对各种意想不到、突如其来的危险，展现出他们应变的机智和强大的生存热望，到最后纷纷完成了阶层的转变，终于安定下来，衣食无虞，主人公不再害怕，不再迷茫，但也只能安放在故事的结尾，狄更斯似乎从来没兴趣续写他们之后的生活。
成长小说的结尾确实非常考验功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鲁尼的三部小说有着相似的结尾，这倒不是就其开放性而言。《聊天记录》的结尾是反讽的，弗朗西斯意识到必须要到生活中，靠行动力获得真正的体验。这挣扎的体验来自道德的困境，但我们仍需要用爱和被爱来印证自己的存在，这事从来没变过。《正常人》以康奈尔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作为结尾，是玛丽安娜和他之间无条件的爱和理解使这一切能够成真。《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生育恐惧不存在了，生存焦虑淡化了，对这个世界发表意见的热情依旧，成名或未成名的女性知识分子在爱和家庭中找到了暂时的皈依，女主人公爱上了体力劳动者，鲁尼关于阶层的思考终于图穷匕见。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区别不在于谁的收入更高，而在于他们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知识分子有一个假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靠着高级的交流活着，靠着对这个世界不断发表看似高深的见解来确认自己的位置。而工人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我们是否真的了解？决定艾丽斯在两性关系之间位置的，究竟是她的收入，还是知识分子的身份？
许多读者都注意到，乔治·桑曾经数次出现在鲁尼的小说中。《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亨利·詹姆斯占据了更为关键的位置，这也成为读者们争论的焦点。人们往往期待互文与小说内涵之间存在更深层面的对话关系，但是，它们出现在鲁尼笔下，不过是主人公手头捧着的书，和她吃的零食、去的餐厅一样，很大程度上只是情节的一部分。也因为如此，互文或被当做卖弄，或是成为未解之谜——但无论如何，从读者的反应来看，他们宁愿人物给出更有深度、更值得玩味的思考，不仅是有机锋的对话，幽默感很容易在翻译的过程中被消解；换言之，他们希望鲁尼给出知识分子级别的见解，同时又不愿意被说教，还深恐日常性会使互文显得轻慢。我也非常好奇，如果一个从没读过奥斯汀，也根本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会如何看待她书中这些作品的出现，是否会像我们读到鲁尼笔下那些过去十几年间伴随着爱尔兰年轻人成长的乐队、歌曲名称一样，认为它们陌生，贴切，带来叙事的魔力，或充满神秘感？它们唤起同代人的亲切感，但经典作品的出现却引发了读者普遍的敌意。我们似乎不能容忍当代作家与经典作家相提并论，即使她不过是安排人物阅读这本书罢了。作为“知识分子”，我们首先否定了自身生活的意义——借助阅读思考，再回到阅读之中，而不是直接对这个世界有所作为；越过人群，爱书中的人，爱抽象的真理，但没有能力面对具体的个体（就此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提供了救治的药方）。如此，抽象的理念在现实面前是否成为自我安慰的思维游戏？文艺青年一直在思考，甚至讨论这些重大的议题，但世界究竟是否因此产生了任何改变，这庞大的无法控制的机器还不是继续繁复而无谓地运转着？
此外，鲁尼的作品中，自始至终保留着一种对话的空间，不计其余的坦诚沟通似乎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直接拉到了精神层面，不再是为了日常生活而必须进行交流，而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就弥漫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在中国的语境中意味着什么，似乎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