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泉是周秦汉唐等王朝的京畿胜地，这个地方出人才，“关中名宿”宋伯鲁的家乡就在礼泉。宋伯鲁，晚清学士，1895年在京任官期间，与康有为创建“保国会”，是戊戌变法运动中颇有胆识的帝党人物，后被革职通缉，返乡后致力山水诗画，兼考据著述，其诗词清超拔俗，其书画雄健苍厚，是一位誉满三秦的大学者、大书画家。
礼泉还有一户名门望族，这就是县城阎家什字的阎家。100年前阎家的大家长在地方做官，与宋伯鲁结有金兰之谊。阎家诗书传家，代有才俊，我的大学老师、以散文写作而享誉文坛的阎景翰（笔名候雁北）就是阎家人，2018年我写阎景翰先生的文章《先生教我》，《光明日报》发了大半版。还有李白、韩愈研究专家，西北大学资深教授阎琦，鲁迅、孙犁研究专家，陕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阎庆生，都出自阎家一门。当然，阎家还出了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就是阎纲。
阎纲长我20岁，我们交往40年，从最初交往，阎纲就叫我“描弟”，我也就叫阎纲“大兄”。20岁的差距，阎纲自降身段这样叫我，让我有些惶恐，但也倍觉亲切。“大兄”就是“长兄”，在关中家庭里，“长兄”的权威仅次于父亲，我叫阎纲一声“大兄”，表达了我对他发自心底的爱戴和尊敬。
一、阎纲与文学陕军
作为当代中国文坛一位重要文学评论家，阎纲身居京城重要工作岗位，统揽全国大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故能福田广种，厚泽遍布。但我想说的是，对陕西文坛，对陕西作家，阎纲是用情最深、用心最重、用力最多的。当然这和陕西是他的故土分不开，更深的原因则是这块土地的文化价值支撑与他同脉共频。陕西有着强大的文学传统，柯仲平、柳青、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魏钢焰，还有评论大家胡采，他们都可以看作是新一代陕西作家的领路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阵，新一代作家是在他们身后成长起来的。身边有文学大树，是好事，但成长在这些大树底下，也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状况，这就是大树底下不长草。小草被大树遮蔽了，小草自惭形秽，挺不直腰身，难以长成栋梁之才。还有，文学基因有其遗传性，有传承，有接续，固然是好事，但近亲繁殖，基因过于固化，就会出现生理学上称作“基因诅咒”的弊端，生命就会退化。现在看，新时期新一代陕西作家，他们最初在文学路上出发的时候，模仿老一代作家的痕迹还是很明显的，包括路遥、陈忠实都是如此。早期的陕西作家，曾有若干年时间在自信、自卑相互纠缠的泥沼中挣扎。他们大都出身农家，从社会最底层苦呵呵地爬出来，所接受的教育谈不上完备，更别说精英教育，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他们雄心万丈，立志要干大事，另一方面背着沉重的因袭的包袱，这因袭包袱既有思想意识方面的，也有生存条件方面的，心中涂抹着浓厚的悲情色彩。他们最要命的心魔，是觉得自己土，在他们眼里，京津沪得风气之先，作家思想意识很新，很先进，而我们陕西这些端老碗吃黏面的作家土得掉渣。1985年春西北五省区作家与科学家笔会，我是大会组织者和主持者之一，尽管这次会议在陕西地面召开，但大出风头的是宁夏作家，因为他们很“洋”，会议举办舞会，宁夏作家满场飞，陕西作家龟缩一角，没几个敢下舞池跳舞。
正是在这个时段，阎纲对陕西作家发出“走出潼关去”的呼声。潼关是陕西的东大门，走出潼关，意味着解放思想，勇于超越，抖擞精神，拿出“硬货”，敲开更广大读者的心扉，敲开一个更广大的世界的大门。
1883年6月3日，阎纲应《宝鸡文学》之约，撰写了《走出潼关去》一文，这篇文章同时在《小说评论》上发表。这篇不算长的文章，对陕西作家震撼很大。阎纲文章在鼓励陕西作家的同时，也指出短处：陕西作家“诚实无欺但伤于太实；出于泥土却失之太土”，不善于把自己藏起来，不善于说“半”句话，不善于虚实相间，不善于切割巧构，所以，自1982年路遥的《人生》获奖之后，陕西再无人获取全国性文学奖。
“走出潼关去”的呼声振聋发聩。陕西作家开始认真正视自己，反思自己，检讨自己。很多研讨活动，“走出潼关去”成为重要议题。最具备标志性的一次文学活动是1985年秋召开的“陕西长篇小说促进会”，陕西老中青三代作家近50人，乘一辆大轿车，从西安出发，会议从黄帝陵前祭祀人文初祖敲响开场锣鼓，开到延安，开到榆林，最后在毛乌素沙漠的月圆之夜，全体人员跪拜文学圣火盟誓。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有三人：路遥、我，还有当时陕西作协创作组组长李小巴。我把毛乌素沙漠这一晚的活动称作是“大漠盟誓”。正是这次会议之后，路遥投身《平凡的世界》的创作，贾平凹开始写作《浮躁》，京夫动笔《八里情仇》，程海酝酿《热爱命运》，邹志安写作《多情最数男人》，我也开始了《苍凉青春》的写作。陈忠实中篇写得正得心应手，原本没有长篇写作计划，但到了冬季，他在写作《蓝袍先生》过程中，突然勾起对白鹿原早年生活的记忆，写作《白鹿原》的念头瞬间而起。由此，才引发了其后全国瞩目的文学陕军东征现象。
文学陕军的集结和出发，自然是陕西作家厚积薄发的结果，但陕西作家豪气干云，心中的那把火，是被阎纲“走出潼关去”的一声吼点燃的。这高亢的声音，给了陕西作家目标和自信、激情和干劲。由此陕西作家摆脱内心的纠结，一门心思“咥大活，干大事”。
如果说柳青是文学陕军的精神导师，阎纲则可以看作是文学陕军的塑形师。从《走出潼关去》一文中，已经可以看出阎纲在努力为文学陕军塑形。他清楚陕西作家的长处和短处，他知道在陕西作家身上，要保留什么，要剔除什么。整个新时期以来，阎纲和陕西作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互动，作家去北京注定要拜访阎纲、周明等老大哥，阎纲回陕和朋友们相聚一起，更是倾情畅谈。在渗透着真挚感情的交流中，对陕西一众作家小弟，他赞美、鼓励、启迪、建议、批评、纠偏，因为他站位高，洞悉整个文坛状况，加上人品好、威望高，他的话在陕西作家中自然很有分量，陕西一大批作家从他那里获益匪浅。文学陕军之所以能成气候，阎纲功莫大焉！所以我说，阎纲是文学陕军的塑形师，毫不为过。
二、阎纲与中国评论家队伍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队伍，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把它叫作“十年链环”，或“十年梯队”。最上边一环是老一辈德高望重的评论大家冯牧，下边是阎纲、雷达、白烨、李敬泽、李建军等，在年龄上彼此相差十岁左右。这个序列，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文学评论的“在场”性。
我对中国当代文学评论队伍，有一个不太科学但较为明了清晰的划分，这就是“在场”与“不在场”。“在场”与“不在场”本来是一个哲学概念，但同样适应于文学评论。“在场”就是熟悉、了解你所面对的事物，对事物有直接性经验，呈现事物的本真面目和规律，无遮蔽，具有澄明的认知属性。换一句话说，就是评论家主体与被评论的客体之间不隔，从而获得评论指向的真切性。上述从冯牧、阎纲下来的这脉链条，都做过编辑，都熟悉作家，比较深入地介入到作家的创作实践当中。他们和作家，和作品，自然不隔，这才使他们评论的“在场性”成为可能。
与之相反，“不在场”则是另外一条路子，他们的文学评论，或许归属于某种理论体系，但因为对评论客体的隔膜，对创作实践的隔膜，这理论只是一个筐子，什么东西都要往这筐子里装，复杂深幽、途径各异的创作实践，千姿百态的文学作品，变成了他们那只筐子的填充物。读他们的评论，获得的往往只是大而无当的概念、云山雾罩的泛论、佶屈聱牙的词语，他们的目的在于拿作品印证他们的理论，为玄而又玄的理论做注脚，填塞他们的筐子，而不是用自己独到的目光阐释作品，揭示艺术创造的本质，洞悉生活的真相。这样的评论，人们愈读不懂，似乎愈显出评论家的高深。这是当代文学评论的一种可悲现象。
文学评论的“在场性”，是拒绝这筐子的，而是主张贴近生活，贴近艺术创作实践，贴近艺术生发和创造规律，亲和作家，亲和读者。他们是作家的良师益友，有些好作品，甚至在创作过程中就渗进了他们的心血。他们的见解、他们的意见，对作家总会有启发，甚至有时会有醍醐灌顶、点石成金的功效。阎纲在“十年链环”这一脉“在场”文学评论家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前边的冯牧，可以看作是他的师长，他的后边，衔接他的是师弟雷达，白烨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小师弟，而如今在中国文坛熠熠生辉的李敬泽，事业的起点是始于他的麾下。作为小老乡李建军，也都从他那里获益。从这一点上说，阎纲堪称中国文学评论界的一面旗帜。
三、文人风骨，赤子情怀
李白表达他对孟浩然的尊敬，唱出“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的诗句。阎纲也是一座山，在事业上，他具备山的高度，在人格上，他更具有山的巍峨和坚挺。
礼泉县编辑地方文史资料，出了四大本厚厚的《阎纲专辑》。我读过专辑后，拟了一副对联，书写赠与阎纲大兄。上联：“体瘦，只剩一副铁骨”；下联：“心阔，且住满腔坦荡”。这副对联，写的就是阎纲的德器人品、风骨情操，表达了我对大兄的由衷敬意。
阎纲多才多艺，会读书，会写文章，这是本行，自然不在话下，此外他还擅书法，会唱戏，会打板（司鼓），会拉板胡二胡，就在今年还看到一个视频，他在礼泉与民间老艺人合作，表演打鼓。但是有几样他永远不会：不会溜须拍马，不会投机钻营，不会低头认怂。礼泉和我的家乡泾阳一河之隔，这两地文化同根、民风同蔓，仁义、忠勇、刚正、礼敬，是这一方土地上人们的价值支撑，阎纲的骨子里渗透的正是这种文化因子。九十岁高龄的他，对祖国、对人民、对故乡、对大地，至今怀抱赤子之情，他的身体已不那么健朗，但在陕西，在咸阳，在礼泉，他仍尽其所能弘扬文化，推动文学，关心扶持文学后继力量。他火一样的情怀，温暖了这一方土地。
阎纲已老，人生七十古来稀，何况阎纲已是鲐背之年；阎纲不老，因为他壮心不已，仍旧奋发有为。我们为阎纲喝彩，为阎纲祝福。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