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理论与争鸣

“在场”的阎纲

□白 描

礼泉是周秦汉唐等王朝的京畿胜地,这个地方出人才,“关中名宿”宋伯鲁的家乡就在礼泉。宋伯鲁,晚清学士,1895年在京任官期间,与康有为创建“保国会”,是戊戌变法运动中颇有胆识的帝党人物,后被革职通缉,返乡后致力山水诗画,兼考据著述,其诗词清超拔俗,其书画雄健苍厚,是一位誉满三秦的大学者、大书画家。

礼泉还有一户名门望族,这就是县城阎家什字的阎家。100年前阎家的大家长在地方做官,与宋伯鲁结有金兰之谊。阎家诗书传家,代有才俊,我的大学老师、以散文写作而享誉文坛的阎景翰(笔名候雁北)就是阎家人,2018年我写阎景翰先生的文章《先生教我》,《光明日报》发了大半版。还有李白、韩愈研究专家,西北大学资深教授阎琦,鲁迅、孙犁研究专家,陕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阎庆生,都出自阎家一门。当然,阎家还出了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就是阎纲。

阎纲长我20岁,我们交往40年,从最初交往,阎纲就叫我“描弟”,我也就叫阎纲“大兄”。20岁的差距,阎纲自降身段这样叫我,让我有些惶恐,但也倍觉亲切。“大兄”就是“长兄”,在关中家庭里,“长兄”的权威仅次于父亲,我叫阎纲一声“大兄”,表达了我对他发自心底的爱戴和尊敬。

一、阎纲与文学陕军

作为当代中国文坛一位重要文学评论家,阎纲身居京城重要工作岗位,统揽全国大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故能福田广种,厚泽遍布。但我想说的是,对陕西文坛,对陕西作家,阎纲是用情最深、用心最重、用力最多的。当然这和陕西是他的故土分不开,更深的原因则是这块土地的文化价值支撑与他同脉共频。陕西有着强大的文学传统,柯仲平、柳青、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魏钢焰,还有评论大家胡采,他们都可以看作是新一代陕西作家的领路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阵,新一代作家是在他们身后成长起来的。身边有文学大树,是好事,但成长在这些大树底下,也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状况,这就是大树底下不长草。小草被大树遮蔽了,小草自惭形秽,挺不直腰身,难以长成栋梁之才。还有,文学基因有其遗传性,有传承,有接续,固然是好事,但近亲繁殖,基因过于固化,就会出现生理学上称作“基因诅咒”的弊端,生命就会退化。现在看,新时期新一代陕西作家,他们最初在文学路上出发的时候,模仿老一代作家的痕迹还是很明显的,包括路遥、陈忠实都是如此。早期的陕西作家,曾有若干年时间在自信、自卑相互纠缠的泥沼中挣扎。他们大都出身农家,从社会最底层苦呵呵地爬出来,所接受的教育谈不上完备,更别说精英教育,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他们雄心万丈,立志要干大事,另一方面背着沉重的因袭的包袱,这因袭包袱既有思想意识方面的,也有生存条件方面的,心中涂抹着浓厚的悲情色彩。他们最要命的心魔,是觉得自己土,在他们眼里,京津沪得风气之先,作家思想意识很新,很先进,而我们陕西这些端老碗吃黏面的作家土得掉渣。1985年春西北五省区作家与科学家笔会,我是大会组织者和主持者之一,尽管这次会议在陕西地面召开,但大出风头的是宁夏作家,因为他们很“洋”,会议举办舞会,宁夏作家满场飞,陕西作家龟缩一角,没几个敢下舞池跳舞。

正是在这个时段,阎纲对陕西作家发出“走出潼关去”的呼声。潼关是陕西的东大门,走出潼关,意味着解放思想,勇于超越,抖擞精神,拿出“硬货”,敲开更广大读者的心扉,敲开一个更广大的世界的大门。

1883年6月3日,阎纲应《宝鸡文学》之约,撰写了《走出潼关去》一文,这篇文章同时在《小说评论》上发表。这篇不算长的文章,对陕西作家震撼很大。阎纲文章在鼓励陕西作家的同时,也指出短处:陕西作家“诚实无欺但伤于太实;出于泥土却失之太土”,不善于把自己藏起来,不善于说“半”句话,不善于虚实相间,不善于切割巧构,所以,自1982年路遥的《人生》获奖之后,陕西再无人获取全国性文学奖。

“走出潼关去”的呼声振聋发聩。陕西作家开始认真正视自己,反思自己,检讨自己。很多研讨活动,“走出潼关去”成为重要议题。最具备标志性的一次文学活动是1985年秋召开的“陕西长篇小说促进会”,陕西老中青三代作家近50人,乘一辆大轿车,从西安出发,会议从黄帝陵前祭祀人文初祖敲响开场锣鼓,开到延安,开到榆林,最后在毛乌素沙漠的月圆之夜,全体人员跪拜文学圣火盟誓。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有三人:路遥、我,还有当时陕西作协创作组组长李小巴。我把毛乌素沙漠这一晚的活动称作是“大漠盟誓”。正是这次会议之后,路遥投身《平凡的世界》的创作,贾平凹开始写作《浮躁》,京夫动笔《八里情仇》,程海酝酿《热爱命运》,邹志安写作《多情最数男人》,我也开始了《苍凉青春》的写作。陈忠实中篇写得正得心应手,原本没有长篇写作计划,但到了冬季,他在写作《蓝袍先生》过程中,突然勾起对白鹿原早年生活的记忆,写作《白鹿原》的念头瞬间而起。由此,才引发了其后全国瞩目的文学陕军东征现象。

文学陕军的集结和出发,自然是陕西作家厚积薄发的结果,但陕西作家豪气干云,心中的那把火,是被阎纲“走出潼关去”的一声吼点燃的。这高亢的声音,给了陕西作家目标和自信、激情和干劲。由此陕西作家摆脱内心的纠结,一门心思“咥大活,干大事”。

如果说柳青是文学陕军的精神导师,阎纲则可以看作是文学陕军的塑形师。从《走出潼关去》一文中,已经可以看出阎纲在努力为文学陕军塑形。他清楚陕西作家的长处和短处,他知道在陕西作家身上,要保留什么,要剔除什么。整个新时期以来,阎纲和陕西作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互动,作家去北京注定要拜访阎纲、周明等老大哥,阎纲回陕和朋友们相聚一起,更是倾情畅谈。在渗透着真挚感情的交流中,对陕西一众作家小弟,他赞美、鼓励、启迪、建议、批评、纠偏,因为他站位高,洞悉整个文坛状况,加上人品好、威望高,他的话在陕西作家中自然很有分量,陕西一大批作家从他那里获益匪浅。文学陕军之所以能成气候,阎纲功莫大焉!所以我说,阎纲是文学陕军的塑形师,毫不为过。

二、阎纲与中国评论家队伍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队伍,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把它叫作“十年链环”,或“十年梯队”。最上边一环是老一辈德高望重的评论大家冯牧,下边是阎纲、雷达、白烨、李敬泽、李建军等,在年龄上彼此相差十岁左右。这个序列,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文学评论的“在场”性。

我对中国当代文学评论队伍,有一个不太科学但较为明了清晰的划分,这就是“在场”与“不在场”。“在场”与“不在场”本来是一个哲学概念,但同样适应于文学评论。“在场”就是熟悉、了解你所面对的事物,对事物有直接性经验,呈现事物的本真面目和规律,无遮蔽,具有澄明的认知属性。换一句话说,就是评论家主体与被评论的客体之间不隔,从而获得评论指向的真切性。上述从冯牧、阎纲下来的这脉链条,都做过编辑,都熟悉作家,比较深入地介入到作家的创作实践当中。他们和作家,和作品,自然不隔,这才使他们评论的“在场性”成为可能。

与之相反,“不在场”则是另外一条路子,他们的文学评论,或许归属于某种理论体系,但因为对评论客体的隔膜,对创作实践的隔膜,这理论只是一个筐子,什么东西都要往这筐子里装,复杂深幽、途径各异的创作实践,千姿百态的文学作品,变成了他们那只筐子的填充物。读他们的评论,获得的往往只是大而无当的概念、云山雾罩的泛论、佶屈聱牙的词语,他们的目的在于拿作品印证他们的理论,为玄而又玄的理论做注脚,填塞他们的筐子,而不是用自己独到的目光阐释作品,揭示艺术创造的本质,洞悉生活的真相。这样的评论,人们愈读不懂,似乎愈显出评论家的高深。这是当代文学评论的一种可悲现象。

文学评论的“在场性”,是拒绝这筐子的,而是主张贴近生活,贴近艺术创作实践,贴近艺术生发和创造规律,亲和作家,亲和读者。他们是作家的良师益友,有些好作品,甚至在创作过程中就渗进了他们的心血。他们的见解、他们的意见,对作家总会有启发,甚至有时会有醍醐灌顶、点石成金的功效。阎纲在“十年链环”这一脉“在场”文学评论家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前边的冯牧,可以看作是他的师长,他的后边,衔接他的是师弟雷达,白烨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小师弟,而如今在中国文坛熠熠生辉的李敬泽,事业的起点是始于他的麾下。作为小老乡李建军,也都从他那里获益。从这一点上说,阎纲堪称中国文学评论界的一面旗帜。

三、文人风骨,赤子情怀

李白表达他对孟浩然的尊敬,唱出“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的诗句。阎纲也是一座山,在事业上,他具备山的高度,在人格上,他更具有山的巍峨和坚挺。

礼泉县编辑地方文史资料,出了四大本厚厚的《阎纲专辑》。我读过专辑后,拟了一副对联,书写赠与阎纲大兄。上联:“体瘦,只剩一副铁骨”;下联:“心阔,且住满腔坦荡”。这副对联,写的就是阎纲的德器人品、风骨情操,表达了我对大兄的由衷敬意。

阎纲多才多艺,会读书,会写文章,这是本行,自然不在话下,此外他还擅书法,会唱戏,会打板(司鼓),会拉板胡二胡,就在今年还看到一个视频,他在礼泉与民间老艺人合作,表演打鼓。但是有几样他永远不会:不会溜须拍马,不会投机钻营,不会低头认怂。礼泉和我的家乡泾阳一河之隔,这两地文化同根、民风同蔓,仁义、忠勇、刚正、礼敬,是这一方土地上人们的价值支撑,阎纲的骨子里渗透的正是这种文化因子。九十岁高龄的他,对祖国、对人民、对故乡、对大地,至今怀抱赤子之情,他的身体已不那么健朗,但在陕西,在咸阳,在礼泉,他仍尽其所能弘扬文化,推动文学,关心扶持文学后继力量。他火一样的情怀,温暖了这一方土地。

阎纲已老,人生七十古来稀,何况阎纲已是鲐背之年;阎纲不老,因为他壮心不已,仍旧奋发有为。我们为阎纲喝彩,为阎纲祝福。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2022-08-15 □白 描 1 1 文艺报 content66131.html 1 “在场”的阎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