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玲在《回到人间》一文中有一个提倡:写有情有义有美的文章。张燕玲是如此倡导,也是如此力行。情即情怀。如今,情怀成为一个流行词语。何谓情怀?情怀即初心。又何谓初心?初心即“白心”,即赤子之心。
张燕玲是有初心的。我曾经读过张燕玲的《背景》,这篇文章讲的是张燕玲的大学时代。当时她创办了广西师范大学诗社。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那张在七星公园骆驼峰下朗诵诗歌的照片:纯真、稚嫩、激情。张燕玲是1980级的中文系学生。那是一个文学年代,哪怕是远在南疆的桂林,仍然洋溢着文学的热诚。在离开大学将近20年后,她用《背景》回溯了当时校园内外的文学氛围,她视此为她的起点、她的来路、她的背景。
如今人们总是将张燕玲与《南方文坛》联系在一起。人们关注的是《南方文坛》当下的芳华,忽略的是《南方文坛》曾经的落寞。这个刊物是携着80年代文学热的余温创办的。创办之初犹如“小荷才露尖尖角”,以其特有的清新脱俗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然而,没过多久,锐气渐失、视野受限,逐渐成为“被遗忘的土地”。是张燕玲让《南方文坛》走出迷津。1996年第6期,张燕玲主持了《南方文坛》的全新改版。与装帧风格的焕然一新同步,这一期《南方文坛》的封面,对重点文章做了一个推介。如今,回头看这一期《南方文坛》,我很惊讶当年的张燕玲有如此的视野、如此的眼光、如此的魄力。人们常说,创业难,守业更难。然而,从1996年到2022年,张燕玲主编《南方文坛》26年,她始终保持着这个刊物的高度。这种高度,既是学术高度,也是审美高度,更是历史高度。
20年前,初读《背景》的时候,我关注的是张燕玲大学时代的文学氛围,关注的是那个照片中脑后高高束着马尾辫的小女生,我以为那个文学时代是张燕玲的背景。今年春天,当我不知第多少次重读这篇散文时,我仿佛第一次发现,这篇散文已经浓墨重彩写到了桂林文化城,我仿佛第一次意识到,张燕玲的文学背景更开阔、更深远、更雄浑,她源于抗战时期那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的先锋精神,她源于对于80年代的张燕玲而言的60年前的文人荟萃、群彦毕集的桂林文化城,她源于更为遥远的曾经在独秀峰下演讲的孙中山、曾经作为王城主人的画圣石涛。
人的接受真的是很奇怪的。或者说,人的思维其实是有其特定的接受范围的。当我在20世纪初阅读张燕玲的《背景》时,我关注的是80年代;如今,在我本人沉迷于桂林文化城将近20年后,重读《背景》,我才意识到对于张燕玲而言,桂林文化城早已是一座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存在。在《背景》中,张燕玲说,背景是一个量大无穷的变数;在《背景》中,张燕玲说他们的师长告诉他们:文学必须与精神与思想相伴,文化必须与创造与活跃相行。
我在想,张燕玲主编的《南方文坛》何以能够成为中国文艺评论界的一棵常青树,“中国文坛的批评重镇”,实在是因为张燕玲有这样的初心,有这样的情怀,有这样量大无穷的背景,用心深闳,始能恒远。
义即道义。在一个追求利益的时代,道义是否还有一席之地?然而,在我看来,在张燕玲的世界,道义永远都被安放在崇高的位置。在这个“不发表就出局”的年代,张燕玲作为《南方文坛》的主编,多少人趋之若鹜。大多数人眼里,看到的只是她的荣耀,却看不到她的担当。我没有做过编辑,但我深知,编好一个刊物的艰难。不仅需要主编的思想高度和学术精度,而且需要面对现实复杂局面的应变能力。思想高度决定刊物的格局,学术精度决定刊物的品质,应变能力决定刊物的生存。所有这一切,汇聚于主编者身上,浓缩成一个词语,那就是担当。
《南方文坛》有一个重要栏目:今日批评家。“今日批评家”于1998年开栏,至今20多年,推出了从“50后”“60后”至“90后”近140位中国青年批评家。2016年,张燕玲专门写有《与“今日批评家”结缘》一文,她写道:“《南方文坛》身处岭南边陲,要想使整个中国文学批评版图,少些遗珠之憾,是艰难而永无止境的。我们唯有尽可能以多种渠道发掘新锐,寻找那些活跃在文学现场,颇具潜质的才俊文章,哪怕泼辣新鲜的批评文字出自在读博士,只要他面对文学现场有足够的真诚和个性,足够的敏感和活力,即使修为和学理有所欠缺,我们也愿意推介;而栏目的包容性也须有足够的宽度与敏锐度,并因真切的爱心与支持而散发温度。那么我们所进行的经典化工作,就有了一分相对系统的关于文学批评的当下描述,并留给文学的未来。”这其实正是一种担当。当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聚焦名家、关注权威、仰望星空的时候,《南方文坛》视界下移,把如此大的篇幅奉献给那些具有潜质但尚未成名的青年评论家,既体现眼光,更彰显勇气。
美即审美。张燕玲是从诗歌走向评论的,她主编的《南方文坛》,无论是文章内容,还是刊物版式,都力求文艺之美。如今期刊越来越强调学术规范。这个强调无疑是正确的,但由此也造成了学术期刊削足适履、千刊一面的局面。然而,阅读《南方文坛》的文章,会发现,在遵守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南方文坛》为作者最大限度保留了文章个性。这种个性,可能是思维的个性、观念的个性,也可能是文风的个性、文体的个性,一言以蔽之,是审美的个性。张燕玲从没有采取“一刀切”的办法。“一刀切”省心省事;张燕玲采取的是“兼容并包”的办法。说到这个词,不由得想到蔡元培,想到北京大学。张燕玲是有北京大学进修经历的。那时她也就是20岁出头。她在北京大学学习之际,不仅有历史上的“兼容并包”,而且有现实中的“创作自由”。这是张燕玲所接受文学教育和审美积淀的又一重背景。而要做到“兼容并包”,是需要担当的。又说到担当了,但张燕玲包容的是美,是文艺之美,她为美而担当。
许多人都知道作为《南方文坛》主编的张燕玲,不知道作为评论家和散文家的张燕玲。我当然知道。不久前我得到她新出版的集子《淡妆与浓抹》,当时我就阅读了其中不少篇章。事实上,这些篇章大多数我都读过不只一遍。但是,每次阅读,我都会有新的感受。以往我激赏她的《耶稣独秀》《此岸彼岸》《朝云朝云》,但这次阅读,我对《望尽天涯》犹有感触。这是张燕玲36岁时写的散文。以往我只是觉得好,但20年后重新阅读,感触又丰深许多。如果说《耶稣独秀》那几篇散文多写的是他人,《望尽天涯》却写的是自己,写的是作者本人作为母亲认识自我并走向自我的历程。文学不是理论的修为,而是人生的历练。20年前的我阅读《望尽天涯》,只是皮相之理解;20年后的我阅读《望尽天涯》,因为有了更多人生体验作为基础,理解变得丰富而深广。
张燕玲出版过多部随笔散文集,诸如《此岸彼岸》《静默世界》《好水如风》《淡妆与浓抹》等,当我最初读到她的随笔散文集的时候,发现其中有些文艺评论的文章,心里觉得是不是文体芜杂了些。然而,当跳出先入为主的观念,我意识到,张燕玲的许多文学评论,实际上也是随笔散文。像收入《淡妆与浓抹》的长文《南方的文学想象》,以《百鸟衣》《美丽的南方》《没有语言的生活》等一批西南文学经典为对象,进行富于诗性的阐释,其讨论的话题和评述的对象,决定了该文归属于文学评论。然而,文章的语言既思辨又诗性,既观念又审美,既明晰又灵动,又何尝不可以随笔散文读之。
的确,如果说张燕玲主编《南方文坛》,她包容了评论家和评论文体的个性,那么,当张燕玲本人进行文学评论时,她其实是打通了文学评论和随笔散文两种文体。而在我看来,她之所以这样做,实在是因为她早年接受的文学教育,这种教育使她在哪怕从事貌似抽象的文学评论写作时,她也不愿意牺牲文学评论作为文学本身的文学之美。
我想说的是,作为《南方文坛》主编、作为文学评论家和散文家的张燕玲,她所做的一切,其实也是在打造一座桂林文化城,也是在爱护文学和文学人,她有情怀有道义有审美,她是超乎功利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