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采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汉代《古诗十九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我爱这土地》)……古往今来,这些耳熟能详的诗句响彻华夏大地,感染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子民。的确,当历史与现实因为有了情感的“共触点”,诗歌恰恰以“触地而立”的方式“认祖归宗”,掀起了一股股“中国风”。
中国诗歌最让人追慕不已的“高光”时刻,当数西周至春秋的《诗经》、战国的“骚体”诗歌、汉代的《古诗十九首》,特别是唐诗宋词的诗歌高峰……这些高光时刻无不在历史与现实的“共触”之下发出了共鸣声。可以说,中国诗歌在战国、秦汉就有很高的起点,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战国时期,屈原的作品达到了奇迹般的高度,有政治抒情诗《离骚》和长篇哲理诗《天问》为证;魏晋六朝的诗歌突出的是人的风神和思辨;盛唐时代,诗派林立,诗峰叠翠,人才辈出,盛唐诗歌是人的意气和功业的显现;宋代诗词另辟蹊径,以文为诗,扩展了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明清之际,以陈子龙、顾炎武等为代表的烈士诗歌和遗民诗歌,慷慨悲歌,沉雄壮丽。由此可见,中国诗歌的美学特征是如此的丰富。作为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映,它们更多强调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和冲突;作为对创作主体情志的反映,更多强调的是内在生命的意兴表达,而不在于对历史与现实的再现模拟;在艺术效果上,更多强调的是情理结合,在情感中潜藏着智慧,以实现现实人生的和谐和满足,而不是非理性的迷狂或超世间的信念。这些“中和”原则和艺术特征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审美观念。
在当下,随着经典咏流传、国学抵万家、诗词润人心、信息连四方等历史与现实融通而成的“共触点”,作为时代装置的诗歌自然而然“触地而立”,掀起了一股股“中国风”。大至历史与现实的风云变化,小至经典与句章的甘霖雨露,中国诗坛试图从语言和行文节奏上对古典传统进行继承发展。这不,《诗刊》《星星》《扬子江诗刊》《诗歌月刊》《诗潮》《绿风》《江南诗》《草堂》《中国诗歌》和中国诗歌网等杂志与网站纷纷行动起来,不管是探讨传统经典的影响,还是着眼于创造新的优秀诗作,都在积极展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有了“兴观群怨”的诗学宗旨、“风清骨峻”的审美追求、“韵外之致”的艺术趣味、“天籁本色”的创作理念、“天人合一”的艺术理想,诗歌就更加能够繁荣发展,呈现出万紫千红、百花齐放的风貌。
应该说,历史与现实的“共触点”,让诗歌找到了言说的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的确,只有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进行继承和创新,才能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当下,很多诗人积极关注时代、关注历史、关注人心,尽量在创作中体现出诗人应有的大境界和大胸怀。一些优秀诗歌作品开阖有度,充盈着昂扬的气势和气魄。特别是“中国风”主题诗创作,就像是一次强大的“时代”呼唤。这些时代经验与诗人的生命感悟“无缝对接”,最终形成诗人独有的时代体验的言说机制。当然,这是诗人敏锐的时代感悟、丰富的艺术才能综合作用的结果。
进入新时代,高质量的时代发展为“中国风”的表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少诗人不断翻新写作场域,新工业、新技术、新生活成了诗歌写作的重要对象,一批反映时代新气象的诗歌作品不断涌现。他们走进工业现场,让林林总总的工业实体自身“说话”。也就是说,新工业诗歌所配置的“诗歌菜单”不完全是辛劳、知识和智慧,还有与之相映的情感、情怀和情势。这些诗歌作品让我们看到,严谨、智能、规整的工业同样存在着豪迈、舒展、奔放的生命。
这些“中国风”诗歌的涌现预示着:现实世界并不是一成不变地在那里等着被发现,而是一个复杂的发展变化的过程。这就要求诗人不断地更新认知和观念,去书写丰富、微妙的现实世界,并带着历史经验、时代气息、人间温度投入到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大潮中。
(作者为福建三明市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