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文学也显现出新的变化。2012年，贺绍俊的《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出版。他从解构主义的解构取得成功之后西方出现了碎片化的状态意识到，解构并不是思想的终结，解构之后应该有自己的建构。对于中国文学，乃至于社会而言，在经历市场化冲击的同时，应该构建自己的精神体系。所以，他希望文学理论与批评应该强调对作品中积极价值的发现与完善，重构宏大叙事。这似乎可以视为一种理论与评论的自觉——力图在新的发展时期构建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学话语体系的自觉，事实也正是如此。
一方面，针对文学创作的新动态、新现象，理论与评论做出了敏锐的反应，进行了及时的梳理，使乱眼迷人、众声喧哗的创作现场逐渐呈现出适应时代要求的规律性特征。如同在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的文学园地中，显现出了其中的主景观，有远景与近貌、自然与人文，有小桥与流水、主干与枝叶。它们各显其美，融会在文学的天空与土地之中。其面貌更为清晰，脉络更为顺畅，特点更为鲜明。
另一方面，理论与评论也表现出更强的自觉性。对创作现实的关注更具引领意义，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基本问题，以及方法论、艺术观等的新建，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形成具有既承接传统又指向未来、既具有现实针对性又具有现代意义的话语体系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引导：在场的文学理论与评论
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新时代以来，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追踪创作实践的进程中表现出引导的主动性。如果简单地把理论视为对创作现象的总结、把评论视为对创作成果的解析，是对理论与评论意义的弱化、矮化。真正的理论从来都是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的，它不仅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且也着眼于解决问题，或者至少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办法。评论也不是跟在创作之后的平面解读，甚或宣传、推介。尽管我们并不否认它们具有这样的功能，但这只是一种初步的、基本的功能，还不具备本质意义。它们应该为创作指出适应时代要求的基本路径与基本方法，并体现出某种规律性意义的总结。因而，它们并不满足于对某一作家、作品的讨论，更注重在此之上表现出来的具有典型性与时代性的价值探求。
很多研究者着力于对“新时代文学”，对“中国故事”、文学的“中国经验”，以及中国“话语体系”等基本特征的研究。如李云雷在《新时代文学“新”在哪里？》就讨论了新时代文学应该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尊重文学的相对独立性”“文化自信”与“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等特点。这些探讨可能不一定具备理论构建的系统性、完整性，但显示了理论工作者对创作现实的关注与引导，显现了中国文学理论与评论的进步——对构建属于这个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的努力。
另一些著作则着力于对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创作现象的研究。如关于“80后”青年创作现象的讨论、互联网时代现代传播形态对文学创作以及文化生活影响的讨论、中国传统审美对当下创作意义的讨论、当下中国文化经验的讨论，以及人工智能写作、非虚构写作，具有地域意味的“新南方写作”等等。孟繁华在其《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中就梳理出一条从乡土文学到农村题材，再到“新乡土文学”的发展线索。另一些研究者则从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出发，探讨当代文学的转型与创新，认为这种社会的转型既有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及其治理效能等方面的表现，亦有工具性变革带来的社会转变。如互联网时代文化传播格局、方式的变革等对文学的创作、传播、审美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生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如黄发有的《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不仅对传统报刊与出版进行了讨论，亦就互联网技术，以及媒体融合现象等对文学传播的影响进行了梳理。吴骏则在讨论相关问题时指出，应该从互联网工具文明的功能层面来讨论文学。他认为互联网新媒体“已经史无前例地把文学的生产力最大限度地解放出来”，并改变了作家的资格、形象，作品的形式、样态，以及传播方式与市场形态。需要注意到的是，这些讨论均是建立在与创作实践紧密结合基础之上进行的，而不是脱离创作、不切实际的“高头讲章”。这就非常生动地体现出理论评论对创作实践关注的敏锐性，以及既不疏离创作，又努力超越创作的自觉性。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文学创作越来越成为一种全民性、普遍性的文化行为时，理论自觉与评论引导的重要意义。其存在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创作的“跟踪”或者“附庸”上，更重要的是其“引领”的功用。
新变：批评中的批评
近年来，理论评论自身的建设也呈现出极为明显的活跃态势，显现出新的变化与发展。一些研究者呼唤评论在有效理论的支撑下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形成有效批评，希望评论能够重新返回创作现场，作为文学现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参与到时代文学的“生产”实践当中，把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文学新质挖掘出来。何平在其《批评的返场》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实的论述，这当然是对理论与评论的一种更具积极意义的期待。
另一些研究则着重于梳理理论资源，既对创作动态进行跟踪，也对理论评论进行新的构建。如从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审美资源入手，分析中国当下文学创作发生的变化，提出复兴中国文学传统的命题。还有的研究则回顾新文学运动中包括鲁迅等重要代表人物对文化传统的态度，力图打通“传统批判”与“传统继承”之间的纽结，希望从传统中承续其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实现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
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出现了许多涉及不同领域的“史传”著作。它们各有千秋，各具特色，各显风采，企图以新的理论构架来结构史传体系，为文学的发展提供新的认知。黄菲菂的《报告文学史论》，应该是较少见到的对中国报告文学形成至今百年历史的研究。欧阳友权主编的《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对网络文学出现后二十多年来的发展进程进行了梳理。其中分专题就网站平台、产业经营、发展趋势等进行了论述。这显然不同于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涉及的内容已经越出文学边界，但仍然是网络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傅瑾的《当代中国戏剧批评史》是对戏剧批评的系统研究。虽然很难说作为综合艺术的戏剧属于文学，但其对批评的勾勒，以及提出“重建戏剧价值体系”的命题却可视为理论与评论自觉性的体现。在霍俊明《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中，融入了更多的个人记忆、体验、细节，这些内容与对诗人的评价结合起来，表现出“评传”体例的新拓展，仅仅这些个例即可看到“史传”研究的新变化。
自觉意识的强化也使理论与评论出现了新的可喜风貌，最突出的特点是话语主动权的确立。评论家不满足依附于作品进行平面解读，亦不以某种占据强势地位的话语体系来做出判断。他们努力以自己认可的价值尺度讨论、衡量创作，凸显了“批评”的主动性。如对作品文化背景的批评，主要是力图摆脱“西方中心”话语判断，回到中国社会及其历史文化的背景之中，对资本、技术、市场、消费、欲望等影响文学生态的因素进行批评、抵制与矫正。这似乎也是文学批评领域“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就发达国家而言，当现代性在社会生活中日益表现出强劲的趋势时，批判这种“现代性”也就成为一种非常典型的“现代性”。我们可以概括为，对“现代性”的批判就是现代性的一种体现。当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化的时刻，文学也深受影响——传播方式的、创作形态的、文化生态的、本体意义的。但更主要的是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这种现代性对社会生活、道德伦理、精神情感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评论家们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影响所带来的后果，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了批评。
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感到对创作的关注赞誉多而批评少，甚至没有批评。单纯从评论文章的长度来看，批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少部分。甚至也可能就没有属于“批评”的内容。但是，评论并不是一种批评与赞美各占多少比例的数字行为，也不是说在肯定中没有包含着批评。实际上对某一方面的肯定也体现出对其对立面的否定，人们诟病的是那种漠视问题、片面说好的所谓的“批评”。同时，对那种点缀式、浮光掠影式、缺乏具体针对性的空泛的批评不满。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即使这种批评从总体来看还比较薄弱，当下的评论仍然葆有批评的品格。特别是针对具体人、具体作品的批评亦大有人在。
杨庆祥在讨论青年写作时就以“自我批评”的姿态指出，这一代青年作家拥有的间接经验过多，会导致写作直接性的阙失，二手经验和二手知识会让写作产生一种隔阂。霍艳在其《作家的病，别让时代背锅》中对青年作家不注重描写人物的问题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在写人时，太过屈从于时代打在个人身上的外部痕迹，总是被生活推着走，没有自主意识；受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善于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不写人物的关系；依靠细节的堆砌造成了小说篇幅无节制的膨胀等等。金理在其《火苗的遐想者：致我的同代人》中就对郭敬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郭敬明的写作是遮蔽历史的，尤其危险的是在他背后有着一条完整可复制的产业链和庞大的集团力量。因此，这是一种“商业资本的代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有了真正的批评，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越来越好。
在这种批评的话语中，许多话题涉及到文化与文学的重大问题。这些话题已经不再仅仅是文学的，而是社会的、文化的，甚至是涉及国家、民族未来命运的。刘大先的《必须保卫历史》就是众多指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文章的代表。这是对文学创作中缺乏正确历史观现象的尖锐批评，也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渗入文学创作领域后所作的超越文学意义的努力。张江曾提出一个学术概念——“强制阐释”，作者在分析了西方文论中存在的“总体性缺陷”后认为，那些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特征，以前在立场与模式做出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是一种“强制性阐释”。这种阐释与创作现实有很大的距离。所以他倡导要进行更具现实针对性的“公共阐释”，坚持以中国话语为主干，以古典阐释学为资源，以当代西方阐释学为借鉴，建立彰显中国概念、中国思维、中国理论的当代中国阐释学。尽管这一批评是着眼于文艺理论范畴的研究，但其方法论意义却超越了这一范畴，可供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参考借鉴。
随着商品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渐增强，市场对文学、对审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其正反成效值得认真研究。市场化趋势的扩张，影响审美领域发生了许多变化，特别是“商品美学”按照人的感性娱乐需求迎合了大众消费快感的愿望。范玉刚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批评，认为商品美学通过不断制造大众欲望来服务于大众消费；使用表象符号来满足大众，使大众感觉饱足，实质上是给大众带来饥饿。因为饥饿才能有消费，这种消费性物化现实的审美情境使消费者沉溺其中。所以他认为，我们不能顺着资本的逻辑鼓与呼，而是要提出批判。
从理论与评论的批评性来看，尽管其表现还缺乏系统性，针对现实的建设性不够，在批评的深刻性、敏锐性等诸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强化。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理论与评论的批评功能依然存在，并日见增强，对文学的创作、传播、欣赏，乃至于生产等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在这样的实践中，文学评论的理论品格进一步强化，引导作用进一步显现，自身的建设得到了增强。也许，更重要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批评，而是如何看待批评。首先是批评者的批评态度，其次是被批评者的承受程度，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氛围对批评的包容度。如果经过努力能够形成一种相互默契的批评形态，不仅对批评自身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文学发展，乃至于文化的发展亦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构建：价值体系形成的探索与尝试
随着文学形态的新变，理论与评论的调适就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只有构建属于这个时代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在继承传统又汲取他人与我有益成分基础上的文学价值体系，才能解决文学面临的诸多问题，廓清一系列理论迷障，引领文学创作，出现与民族复兴时代要求相匹配的高峰式作品。这一问题，亦受到了批评界的重视。钱念孙在其《文艺评论的简单与复杂》中指出，文艺评论不应止步于对作品做出“还原性的阐释”，还应致力于“批评性的建构”。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文学理论，形成具有现实意义的评论实践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现实任务。在这一方面，人们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并显现出初步的成效。
最直观的变化是评论文体的新变。一批尚可视为青年的评论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活色生香的评论成果，他们的表达显现出新的面貌，使评论具有了更为鲜活的品格。一般而言，评论比较注重及时性、现场感。但人们看到的研究成果多有被称为“学院体”的特点——冗长、沉闷、概念堆积，与创作现实有较大的距离，尽管这些青年评论家多有在高校工作者，但表现出了新的姿态。他们的作品不太注重学术与散文文体之间的区别，有突出的个人性，不排斥细节、叙述、描写甚至抒情。“我”成为文章中极为重要的存在，亦因此而表现出强烈的带入感。这种文体上的新变对评论的整体面貌有极为重要的冲击。一些人甚至倡导不同于以往的批评方法，以及由方法而体现出来的文体。如针对批评的话语方式日渐千人一面的可能，李德南认为每一种批评都可能提供了解作品的角度，阐释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而无限批评本身应当保持多样化。所以他倡导“多样的文学批评”。傅逸尘则提出了“新笔记体批评”的概念，希望能够从古代文论中汲取营养启示，直入文本，用简洁的语言记录阅读者的感悟、品味、欣赏，并体现阅读者的独特眼光与情怀。虽然这并没有达成普遍性的共识，但仍然体现出评论文体追求新变的努力。
除了批评文体的变化外，我们也注意到这一代评论家个人学养的变化。这就是他们不一定囿于某种固有的文学理论资源。较他们年长的上一代评论家，一般比较长于使用西方文论的概念、范式与方法，而他们则表现出文无定式般的“实用性”。也就是说，做出更准确、更适宜的表达是评论的目的，至于使用的方法与理论资源则不一定。可能是外来的、西方的，但更可能是传统的古典的；可能是审美的，但更可能是非审美的，包括经济、政治、科技的，乃至于地理的等等。他们从文学切入，但并未把自己局限在文学文本之中，而是努力关注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与国家、民族、时代、社会、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表达对人、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以及复杂社会现实与繁复日常生活的探究与体认。这样，我们就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构建适应时代要求的价值体系的某种希望。他们的教育当然是延续新时期文学以来的社会文化思潮，特别是对西方现代派思潮的了解与接受，但在他们身上却明显地表现出对这种思潮的反思。尽管他们肯定外来思想与方法对中国文学形成的世界性视野的影响，但也认为这些外来的文化资源未能有效参与到中国文学创作的具体进程之中。这种反思可能还不具备系统性，却表现出不同于前人的思考。很可能他们并没有接受系统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在他们身上却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尊重、重视。这也就为不同文化资源的融合、新变提供了现实可能。所以，我们在他们的研究中看到了这种可能的融合之后形成新的理论方法、价值体系的希望。傅逸尘曾撰文讨论，认为要“实用主义”地选择性地“拿来”，在“自己的时空”中“与历史传承和影响的焦虑相结合”。
事实上，近年来的理论探索与评论实践明显地体现出这种融合的趋势。在经过了一个不算短的对外来文艺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译介、借鉴后，人们不再以此为唯一，而是从更丰富的人类文化资源，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化文论资源中汲取观念、方法与形式。王兆胜在其研究散文创作的专著《天地之心与散文境界》中就“散文文化”进行论述，认为其中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特别是从散文的“形”“神”“心”的相互关系来探讨散文创作的价值与变革。杨庆祥则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的“情”“志”出发，来讨论“创造内在于时代精神的政治抒情诗”，并以“造境”这一古典美学范畴为基础来讨论胡竹峰的《中国文章》等作品。当然，并不能说诸如杨庆祥这样的评论家只会局限于使用传统审美的方法来评价作品。但需要我们注意到的是，传统审美的方法、范畴、体系已经不再隐身，而是成为一种常见的、积极的理论资源、理论武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已经非常突出地体现在文学理论与评论工作者的努力之中。
除在评论中融合转化不同理论资源，特别是进一步重视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外，理论构建方面的努力也多有收获。一种是通过对创作实际进行理论梳理，倡导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如李遇春一直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中国文体传统的现代转换》等著作。在其最近出版的《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中进一步强调复兴中国文学传统的路径应该是在经历了“新旧对立”“古为今用”的实践之后，以中西汇通与古今交融并重，在中西文学乃至文化的立体交流碰撞中有效整合价值资源，激活重构中国文学传统，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他认为，今天的中国作家已经不再满足于制造外国文体的中国版本，而是想真正地做回自己，为中国文学正名。
另一些研究者则力图构建一种能够立足转化文化传统、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融会古今中西的审美理论体系。虽然目前还缺少成熟的成果，但这种努力仍然显得十分可贵。如张福贵提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尝试把“国家集体话语”“社会个人话语”与“民族人类话语”结合起来。蒋述卓则在考察新中国文学的建构时，认识到国家话语所起的作用，力图构建一种能够促进文艺创作的话语体系。陈仲义的《现代诗：接受响应论》试图从现代诗的接受入手，解决“接受”的诸多问题，构建一种属于本土的“接受美学”体系。大体来看，这些思考与探索还是初步的，需要进一步完善深化，但他们的努力代表着中国文学理论价值体系构建的现实迫切性与初步成效。
体系的构建需要理论的引领与指导。近年来，出现了许多马列文论的研究成果，其中有许多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相关作品。这些阐释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长河中出发，紧密结合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文艺工作的实际，力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文艺理论体系，以形成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价值、中国审美与中国方法。白烨的《文坛新观察》中，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的阐释是较早的一批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从梳理其文艺论述的原点、要点与亮点出发，就文艺的人民性、增强文化自信、文运与国运的关系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解读，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指导意义。王贵禄的《历史作为镜像：习近平文艺讲话与新时代中国文艺复兴》则对涉及到的诸多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范玉刚《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中特别就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艺创作与市场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强调要基于“中国审美经验”来构建理论的话语体系等等。这些研究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理论价值体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的生动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启了新征程。中国文学也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进程中，文学理论与评论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积极进入文学创作现场，引导当下创作；努力提升批评功用，增强评论的有效性；在社会发展变革的历史潮流中，融会古今中外的文学实践成果，针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不断深化理论研究，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价值体系，将使中国文学的理论探索与评论实践进一步充满活力，进一步增强其有效性，显现出理论与评论熠熠生辉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