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人写作”作为一种大众文学创作现象，时有爆款作品出圈。80多岁的杨本芬是这几年最受关注的“素人作家”之一。她以一家三代人的生平故事作为素材，前后写作出版了《秋园》《浮木》《我本芬芳》三本书，合称“女性三部曲”。出版销量很多，仅《秋园》多达八万余册，阅读反响热烈，分别在豆瓣上获得8.9、8.5、8.1的评分。不仅如此，小说还获得出版类、阅读类和专业文学类等多种奖项，俨然成了一个令人关注的文学现象。杨本芬写作的缘起是母亲去世，她意识到如果没有刻意的记录，那么个体生命存在的历史将随着死亡永远消失。她要以写作的方式，回顾令人心碎的往事，捕捉温暖美好的片刻，也提出深藏她内心的精神困惑。
生者何为？
中国传统女性身上，写着一个大大的“从”字。《礼记·郊特牲》：“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秋园》中秋园一生的轨迹无出其二。1932年从洛阳到南京，秋园许配给仁受，成亲；1937年从南京到湘阴，与仁受一起回乡间定居；1960年，秋园在湖南无立锥之地，逃往湖北；1980年从湖北到湖南，后夫去世，秋园被儿子接回湖南。
秋园对丈夫的态度同样千依百顺，“仁受就是她的天，她依他如父如兄。秋园想得很简单：仁受说去哪儿就去哪儿，仁受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遗憾的是，历史变迁中，仁受无法顶天立地。他为尽孝滞留乡间丢失公职，买屋不成被骗光所有的钱财，他的薪水大多贴补公务，家庭生活难以为继。山穷水尽之际，秋园幸运地获得小学教员一职，也让仁受在附近谋得教职。家庭团圆、生活安定，是秋园最大的梦想。为了获得社会认可，新中国成立之后，仁受执意辞去教职当农民，带着家人从花屋里搬到黄泥冲。他的每一次“努力”，都给妻儿带来更大的痛苦。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稳定是社会的第一需求，因此“男女间的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而且还是在心理上的，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契合”。仁受无法胜任乡间劳作，身体欠佳；秋园不断地付出，仁受的尊严则不断地失去。小说中有一个细节，仁受以为秋园为了让自己活下去而失贞，提了刀和绳子让她了断自己。这虽然是一个误会，却结结实实地展现了仁受严重的精神危机，秋园也第一次对仁受产生“恨意”。
杨本芬写作父母之间的日常分歧情形大多是“无声”的——男性决定，女性默默地响应或者承担后果。《我本芬芳》更加细致地反映了婚姻中的男女情感错位所造成的痛苦，并发出震惊且悲伤的感叹，“想不到你会对我不好！”在吕看来，妻子不过是一个生育工具或者是一种家庭设备，他从不打算将她作为“平等的人”进行情感交流。而惠才努力工作，争取独立，生儿育女，操持家常，期待丈夫的“爱”“陪伴”和“共情”。吕更愿意在公共环境中卖力扮演好人，坚持在医院值夜班、陪伴新来的女学生，拿出半个月的生活费招待在乡下认识的熟人。婚姻里的“好”或者“不好”是私人标准，然而，也往往在最为私密的空间里，反映出一个人最深层的习气秉性。
以母亲的名义
今天，女性看似获得了社会公共生活的权利，但在婚姻中，女性的情感和尊严依然未能被认真对待。除了成为妻子，女性的生理构造赋予她成为母亲的能力。养育孩子，并且努力让自己成为理想的“母亲”，是不少女性潜在的自我要求，甚至在两性相处中也仅因“母亲”的身份或功能被认可。
秋园生了六个孩子，夕莹莫名地死了，田四溺水而亡，最小的孩子杨锐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最后只剩下三个。秋园的日常除了工作维持家庭生计，照顾仁受，其他时间都在生育孩子，还要承受失去孩子的巨大悲伤。为了让孩子们读书，秋园向相识的熟人借钱借粮，在最困难的时候靠着学生的帮助才渡过难关。丈夫去世，女性还有养育孩子的责任。但是孩子夭亡，却能直接掐断生的念想。从来不玩水的田四意外溺水身亡，秋园悲痛欲绝，她第一次想到了“死”，但最后怕其他儿女伤心决定活下来。田四去世之后，秋园留在湖北，与儿女分散各地，只能用“寄钱”的方式来输送感情。“母亲无法抽身回来，总是书信不断，有时在平信里放上十块钱，五块钱，最少三块钱，夹在信纸里，寄给哥哥”。“后来，我的小孩接二连三地考取大学，母亲知道我有困难，也用同样的形式，把十块钱、五块钱、最少三块钱放在信里寄给我”。面对儿女的推辞，秋园说“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帮，那就不像个母亲了。”
与秋园相比，《我本芬芳》中的惠才对夫妻的情感交流更加渴望，爱情是她对婚姻的期待和向往，但却始终求而不得，她甚至想到了死，“除了女儿，她什么希望都没有。可女儿还小，如今只是生活吊着她罢了。精神的饥饿才是她的致命伤，伤在灵魂。非要苦苦撑下来，活着受罪，又是何必呢？她一个弱女子，无须在这炼狱般的婚姻里磨炼自己……”最后，“母性”战胜自我，“我怎么能做这种蠢事！丢下女儿不管，只顾自己脱身，还能算个母亲吗？”她也曾想过离婚，但孩子成为夫妻最后的桥梁。吕愿意与惠才同心协力培养孩子，养猪、种菜，努力攒钱，供几个孩子上大学。成为“母亲”，或者为孩子而生活，这是女性“他者化”的生存现实。
成为写作者
成为写作者，对于杨本芬来说，是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写作让她重新抵达生活的现场，梳理个人经验，进而重申生命的价值。虽然是初次写作，杨本芬却表现出高超的叙事技巧，体现出深邃的叙事智慧。这种智慧可能并不是来自练习和模仿，而是岁月沉淀之后对人生和世事的深思熟虑。
虽然是个人自传体小说，但是叙事者将人物放在历史的坐标里，故事时间与历史相重合，人物的性格和经历都变成可读的，而且具有公共价值。比如小说《秋园》的开篇：“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光着脚丫，裤管卷得老高，转着圈踩水玩。水花四处飞溅，女孩一门心思戏水，母亲走近了，她还全然不知。妇女火冒三丈道：‘男不男女不女，打起个赤脚玩水，回去非给你包脚去。’边骂边拽过女孩的胳膊带回家去。这是1919年，女孩名叫秋园。”这个场景意味非常丰富，秋园在玩水，教训她的并不是父亲，而是母亲。规训的焦点是“脚”，裹了小脚意味着女性的活动空间只能在家庭当中，健康的脚才可以走出闺阁。尽管是1919年，但是旧的文化传统对普通女性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秋园的脚是“解放脚”，这就暗示着秋园的一生在“跟随者”和“自我”之间挣扎。这个线索具有总括性，对后面故事情节的发展与人物的塑造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小说涉及两性关系，但并没有将其置于二元对立之中，而是把人物放在“人性”的视野中进行多维度衡量。小说书写男性，不仅关注其作为丈夫的角色，同时关注其作为父亲、儿子，以及作为社会个体的角色。《秋园》中仁受在家庭生活中显得无能，但是在工作中尽心尽责，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在孩子面前也十分温良。《我本芬芳》中的吕不擅言辞，行事古怪，让惠才伤透了心。但叙述者并没有将他塑造成恶人，而是通过滞后叙事让读者了解到吕不幸的童年和身体隐疾。
在主题写作和人物塑造上，杨本芬注重多层面、多维度的阐发。秋园和惠才都靠母性的力量渡过生命难关，但母亲也不都是伟大的。在闭塞的乡间，孩子也可能成为女性索取精神慰藉或者转嫁心理创伤的对象。《浮木》中《李娭毑》一节写到，李娭毑年轻守寡，生活孤苦无依。冬天让儿子陪自己睡觉，儿子结婚之后依然如故，媳妇四处宣传，李娭毑羞愧难当，上吊身亡。《文秀》一节中，文秀怀孕时从山上滚下来，为了保护腹胎儿，她双手护住肚子，因此破了相。女儿出生后，她并不亲近，认为是女儿毁掉了自己的容貌。李娭毑和文秀丰富了母亲群体的形象，也体现母性的限度与人性的复杂。
杨本芬的小说在结构上呈现出虚实相生的美学特征。小说表面以女性作为视角，也以女性作为主要人物，但潜在层面，历史的具体进程才是左右人物命运的真正力量。女性在这个力量链条的末端，其命运确如“浮木”一般无法自己主宰，她们的“进”与“退”往往是看不见的力量在操控。此外，杨本芬擅长用对话来刻画人物形象，她笔下的人物语言大都生动至极，同时也能深刻体现人物的性格，有些具有复杂意味的细节则用白描的方式叙述出来，冷静克制，不渲染，不煽情。
对杨本芬而言，写作不仅是通向自我的秘密花园，还为她铺设了与深远的历史、宽广的社会对话的桥梁。也许她在婚姻中未能得到完全的理解和赞许，但却可以通过写作表达心声，实现自我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杨本芬是万千普通女性中的个案，也是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