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计高中时入选作文选的作文和大学时的习作，我发表的第一篇稿子，应该是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一书的书评，于2005年登在《新京报》上，只有六百多字，编辑老师是萧三郎。迄今为止，我出版了八本书，包括三本小说，两本散文随笔，两本社科，一本古籍整理。在很长的时间里，我的写作一直毫无头绪，都市、历史、诗词、戏曲、电影、民俗、两性文化之类都写过，狭义上有些不能称之为文学。

直至2016年，我在《青年文学》编辑张菁老师的指导下，发表了中篇小说《女司机》，算是找到了一点路线，并按这个系列写下去。在此之前是我漫长的“乱写阶段”，有些写作者没有这个阶段，一上手就很快，但我很珍视那个乱写的年纪。就在乱写中，我开始写女性。

一

写女性，是因为我是祖母和母亲带大的。

我的祖母于民国二年（1913年），生于北京鼓楼烟袋斜街后的大石碑胡同，是最为朴实的北京老太太。她说着一口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话，为家庭操劳了一生，最终不治于食道癌。若说人世间有什么最无私的爱，那肯定是我这位驼背、戴假牙、且不大认识字的左撇子奶奶，她的一切劳作，从做针线活儿、生火、做饭到用筷子皆用左手，父母和我都用右手，这使我小时候看起来很新奇。1952年，社会开始扫盲，40岁的奶奶也去街道上扫盲班了，可没多久就回家了。她要操持繁重的家务，更始终无法决定，写字是该用左手还是右手。

而我的母亲在我4岁时就病了，41岁就办了病退，一直是养病的状态。她身体尚好时会带我，身体不好也就管不了了。奶奶、母亲去世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胡同里四处疯跑。我可能是最后一代在胡同的烂泥里滚大的孩子，现在的孩子们衣着整洁，很少在胡同里野跑、玩沙子、满地打滚儿了。

家里没有教过我识字和算数，所有的知识和文化都来自学校和社会，可家为我呈现了一个生活场景。这个场景犹如一潭游泳池的死水。那种游泳池很小，非正规，不会及时换水，更多是用废弃的消防池改造的，怎么游就看你了。

我最先接触的女性，是祖辈、父辈的女性，各种各样的街坊邻居，七大姑八大姨，舅姥姥姨姥姥，她们有着太多的苦乐悲欢，有着和现在人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且大多在命运的驱驰下颠簸一生，所以我写了《女司机》《积极分子》《纺织厂的女儿》等，分别写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女司机、街道女积极分子、纺织厂的女工，并正在写女知青。她们都有现实意义。

对女性问题的深挖，我从历史、社科上找源泉，也发表一些古代女性的风俗、历史、文化等的随笔。北京的女性人物形象，在历代著作中广有描述。明代史玄著《旧京遗事》云：“京都妇人不治女红巾馈，家家御夫严整。夫出，妇人坐火炕上煤炉边，弓足盘盘，便可竟日。炉边置牛肉馍馍等诸食馔，助以果物，依食下餮，与阑稍弄脂粉针线，或料理行躔，以此成俗。兵民之家，内无甔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清代《燕京杂记》亦云：“京中妇人不知织纴，日事调脂里足，多买肉面生果等物，随意饕餮，家徒四壁，一出门珠翠满头，时装衣服长短合宜，居然大家风范。”《骆驼祥子》里的虎妞，《四世同堂》里冠晓荷的大太太大赤包、二太太尤桐芳，小顺儿妈韵梅（祁瑞宣的妻子），《正红旗下》的姑奶奶，以及老舍散文里《我的母亲》中的母亲，还有叶广芩笔下《瘦尽灯花又一宵》里的舅太太、舅姨太太，《雨也潇潇》里的二格格，并上溯到《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中的女性形象，都曾经真实地生活在四九城中，至今从北京女性的身上，还能找到她们的影子。

但我不只是从书本中翻资料，更多的是从祖辈、父辈的女性所耳闻目睹，她们有太多的难言之隐，即便她们愿意说，别人也不愿听。她们更多是男人上下嘴唇之间一碰就形容出来的傻老娘们儿，是一脸阴气病歪歪的少奶奶，精神上停留在清末的老格格、人人喊打的不结婚的老姑娘、部队大院里见不着的小姐姐……她们不是现在电视剧里满屏的精英美女，她们不结婚就会被人人喊打，她们若生活在部队大院里就见不着。

她们总是被书写，又总是令人唏嘘。

二

我在想，若有女读者看完《女司机》《积极分子》《纺织厂的女儿》等，会不会说：“作者懂什么女司机、女积极分子、纺织女工？”这也是我一直在用功的地方，那恰恰是一个抹杀性别、缺少女性意识且有欠现代文明的年代。那个环境中的女性是怎样的，就应该写她们怎样。

我们从小成长在一个男性的世界里，这里可以单独讲一个词：“大男子主义”，这个词在80年代的北京或北方，又有一层特殊的含义。

“大男子主义”被人们用成了一个明贬暗褒、包罗万象、专为男性开脱的词，它意味男性的仗义、挺身而出、男主外女主内，好像有个男的撸胳膊挽袖子露出肌肉，同时把女性推到一边，也意味着男性是第一性别，意味着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不论什么问题，只要一说大男子主义，似乎都可以被原谅了。因此，这个词往往出现在男女吵架有人从中说和，男性不敬女性而被人批评，甚至是男厂长、男士兵、男劳模等犯了错误而开脱时。例如：“他什么都好，就是有点大男子主义，你就别跟他离婚啦。”我生长在一个“大男子主义”风行的语境中，至今这个词用得少了，但语境并没有减退。由此我自己“发明”了一个概念：雄性思维。

雄性思维是以男性为出发点的思维，即万事万物是为男性创造的。男生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全社会的教育和观念打造的，在当代，特别是以男性工人的标准铸造的。

男性从小受到过一种如此价值观的教育：男孩子不许哭，不许示弱，不许事多，不许和女生玩。必须能吃能干，必须身高体大，必须学理科，必须比女生功课好，必须上本地的大学，必须进国企或事业单位，必须尽快找本地人结婚，必须尽快生孩子，必须生男孩，必须听家里——父亲或祖父的……这是在原始的、以体力为荣的、社会资源紧缺的评判标准中形成的，它无形中让女性退场。由此，我的奶奶直至46岁才外出工作，原因是家里那时穷得过不下去了，而她的妯娌之间，但凡能过得下去的，女人都不会外出工作。女性当然有是否做职业太太的选择，但我主张的是呼吁女性建功立业，实现自我，而不是从小就告诉她，你未来要居家。

再举一个例子，在《房思琪的奇幻乐园》和作者林奕含的遭遇中，很多男性至今不会想到作者的心路历程，至今不理解作者为什么自寻短见？因为解决的方法并不难：可以参照“青红帮”的规矩办，剁了那禽兽老师的手指头，或者摘他只眼睛或耳朵，类似这样的解决方法，就能摆平一切了。正如电影《古惑仔》中陈浩南被陷害侵犯了朋友的女友，按规矩跪在关公面前开香堂便是了。以雄性思维为参照，这类问题的思考方向是：女性受侵犯时如何反抗？如何推广女子防身术（可以把体育课都改练综合格斗）？对正当防卫要如何重新界定等。这是从外部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但女性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劳动人民的女性意识，往往容易被忽略掉。

由此，我想接续讲述她们的故事，去写被忽略的地方。

三

写作是源于受刺激。写作者可能是受尽人间白眼，进而冷眼旁观的人。写作不是去推测你笔下的人物会怎样，更不要对人对事有各种预判，而是需要奉上全部的诚心诚意，认真讲好别人或自己的故事，进而探索人的内心世界。人的内心大过整个宇宙，对于现代语境中人心的认知才刚刚开始。

文学最培养人。若不是文学，我可能不去深度思考令人烦恼的事和琢磨不透的人，会早早地躲避苦难并企图忘掉它。是文学让我敢于面对那些天命中带来的伤痛，去正视那些不忍直视的血泪与伤疤。这也许是我10年创作中最大的收获，也是我热爱文学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