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广大戏曲工作者精神振奋，积极努力，回答时代和人民提出的考题，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并正以坚定的信心和决心向新的高度攀登。

新思想引领新的航程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增强了物质基础，但物质利益的诱惑、外来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冲击、各种思潮的兴起、体制改革阵痛带来的实际困难等因素，一时使许多戏曲从业者辨不清方向，在思想上产生了困惑和忧虑，创作中的“浮躁”现象也普遍产生。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2014年10月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总书记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总书记明确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和传达的同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总书记拨正了文艺发展的航向，使一段时间人们困惑和忧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8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述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继承和弘扬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思想，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总书记在这次讲话和后面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以及关于文艺问题的一系列论述中，对文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对中国精神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内涵、对“人民”这一概念的理解、对文艺批评的标准、对如何加强党的领导等问题，都做出了深刻的阐述。他充满深情地说：“希望大家坚持服务人民，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文艺创作的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方法是扎根人民。”他号召文艺工作者努力攀登高峰，创作出艺术精品，创作出经典性的、史诗性的作品。总书记在给牛犇等老艺术家的回信中，在给中央美术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同志们的回信中，都表达了深深的嘱托和殷切的期望。这些都使戏曲工作者受到巨大鼓舞，使戏曲工作找到了根本遵循。十年来，戏曲艺术事业正是在习近平文艺思想指引下不断前进的。

反映时代生活 歌颂英雄人物

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曲现代戏创作一直受到重视。经过一代又一代戏剧家的不断努力，现代戏创作已突破种种难题，取得了显著成绩。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戏曲院团和戏曲艺术家在现代戏创作中表现出更为高涨的热情。习近平总书记说：“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戏剧家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对中华民族的英雄心怀崇敬，浓墨重彩地记录英雄、塑造英雄。首先是歌颂革命历史中和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英模人物。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杨开慧以及蔡和森、向警予、彭湃等中共建党初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在戏曲舞台上都有生动的表现。剧作家、艺术家深入研究文献资料，许多作品体现出对革命历史人物独到的理解。如昆曲《瞿秋白》中的瞿秋白，既是一位革命者，又是一位新“旧”文化根底都很深厚的文化人。他的就义不像夏明翰等烈士那样慷慨激昂，而是一种视死如归的坦然。导演和演员对人物性格的把握与昆曲剧种特色的发挥相得益彰，因此作品有较深的意蕴。评剧《相期吾少年》不仅表现了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面，而且表现了其与妻子赵纫兰之间温馨的家庭生活，表现了李大钊提倡新文化与他深谙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有些作品在真实人物的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艺术虚构，使作品更具典型性，如评剧《母亲》以抗日战争期间北京市的英雄母亲邓玉芬为原型，又把同时期其他英雄母亲的事迹概括进来，写出了生动的戏剧情节，作品真实感人。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习近平《念奴娇·追思焦裕禄》）由河南省豫剧院三团创作演出的《焦裕禄》表现了广大人民对焦裕禄的情感。创作者认真深入生活，努力读懂英雄，并选取最有力的艺术手段，塑造了焦裕禄这一“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的人民好干部的艺术形象。

沪剧《敦煌女儿》塑造了把毕生心血献给敦煌的樊锦诗，河北梆子《李保国》塑造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教授李保国。这些作品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越剧《山海情深》、歌舞剧《扶贫路上》等作品，生动描写了脱贫攻坚战中的感人事迹。

在革命年代，有无数无名英雄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奉献和牺牲，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淮剧《送你过江》、苏剧《国鼎魂》、闽剧《生命》、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评剧《革命家庭》、京剧《燕翼堂》等，表现了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人民群众的感人故事。残酷的斗争给他们带来了凶险，他们也在斗争中成长，作品多是悲喜相乘，把观众带入历史的氛围中。从这些作品中还可以看到，人民革命行动的产生，既是得到了新的思想的指引，又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当代戏剧家认真践行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了解各式各样的人物，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在沪剧《挑山女人》中，在秦腔《花儿声声》中，在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中，在淮剧《小镇》中，在越剧《核桃树之恋》中，我们看到许多普通民众默默耕耘，在困难面前不退缩，承担起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在是非善恶面前，他们有独立的思考并做出自己的抉择。他们的命运值得关注，他们的精神值得赞美。

发掘历史蕴含 增强文化自信

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悠久的历史，给戏曲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戏曲的传统剧目中，有一半以上是各朝代的历史故事，它们在培育我国人民的民族性格和审美观念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可避免的是，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从延安时期起，党领导的戏剧创作便提倡用新的历史观观照历史，20世纪60年代又有历史学家介入历史剧的讨论，强调尊重历史真实。自此，新编历史剧成为有别于传统戏的一个戏曲门类。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重视民族历史文化思想的指导下，新编历史剧创作呈现更加繁荣的态势。各地着意打造地方“文化名片”，把很多从前舞台上没有出现过的历史人物都挖掘了出来。这些作品丰富了群众的历史认知，在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实践也证明，戏曲历史剧创作的难度很大。第一，要真正读懂历史人物。创作者对历史人物和其所处的时代必须有深入的研究和理解，要掌握比较全面的历史资料并了解历史研究的新成果，这样才能对历史人物做出正确的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第二，要有艺术创作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要有较高的戏曲艺术修养。许多历史人物，如思想家和学者，戏剧既要表现他们的学术成就，还必须写出戏来，才能为观众所欣赏。虽然有些作品还不能尽如人意，但大量历史剧作品的出现，必为今后的创作积累有益的经验。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已有多部作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京剧和晋剧两部《于成龙》，不仅表现了这位封建时代难得的清官，而且写出了他们对不利环境的独特应对方式，写出了他们痛苦的灵魂和高贵的品格，能引起当代观众的心灵共振。湘剧《谭嗣同》把清末慈禧太后及一伙顽固派反对维新变法的行动看作滑稽的喜剧，透过喜剧的表面写出了谭嗣同悲剧性的崇高。京剧《游百川》表现游百川这位被夹在帝后之间的小官吏处境的艰难，在艰难的环境中表现了他绝不“欺人欺世欺上苍”的品格，人物身上具有鲜明的山东汉子的特点。

新编历史剧与传统戏有着斩不断的血缘关系，有些作品可看成介于新编历史剧与改编传统戏之间。如昆曲《景阳钟》取材于传统剧目《铁冠图》，对崇祯皇帝的悲剧命运进行了新的思考，做出了冷峻的拷问。传统戏《昭君出塞》有精彩的表演艺术，在群众中有深刻影响，它产生于民族矛盾激烈、国势衰微的时代，反映了特定时代人们的认识和情感，今天看来，剧作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上存在偏颇。20世纪80年代曹禺先生根据周恩来总理当年的嘱托，创作了话剧《王昭君》，表现了王昭君在促进民族团结上发挥的历史作用。近年广东汉剧和西安易俗社都创作演出了表现王昭君的剧目，体现了新的历史观点。表现少数民族杰出人物如冼夫人、孝庄太后等的多部作品丰富了中华戏曲人物的画廊。

一些新编古代故事剧，如芗剧《保婴记》，汲取了传统戏的养分，生动表现了邻里之间以及陌生人之间的相互关心，写出了人情的温暖、人性的美好，充满了正能量。湖南花鼓戏《蔡坤山耕田》在传统小戏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创造，在清新活泼的喜剧风格中表现了人物的善良与淳朴，使观众得到愉悦和精神上的提升。

解决好保护、传承和发展的关系

戏曲艺术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同时它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着力加以保护和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创造性保护和创新性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加大对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力度。

文化和旅游部（原文化部）、中国文联和中国剧协以及各地文化主管部门都采取了多项举措，以保护、传承和发展戏曲艺术。如在各剧种流行地区举办该剧种（京剧、昆曲、评剧、越剧、秦腔、黄梅戏、蒲剧、二人台等）的艺术节，举办剧种的研讨会；福建、广东、河南等省还举办了稀有剧种和濒危剧种的会演和学术研讨，以引起社会对这些剧种的关心和支持。文化和旅游部举办基层戏曲院团的会演，一些省市举办民间戏剧的会演，努力促进戏曲艺术培养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文化和旅游部与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昆山市人民政府，在昆山连续三年举办中国百戏盛典，使全国现存的348个戏曲剧种都能在国家级的艺术平台上进行展示，促进了艺术交流并增强了各剧种的文化自信和自觉。

从剧目的层面说，戏曲的传承发展要力争积累更多优秀保留剧目。一些优秀传统剧目，包括新编剧目，在演出中不断加工提高，因此能长期在舞台上流传。昆曲《牡丹亭》是得到公认的经典，各昆曲院团以“青春版”“大师版”“缩编”，三本等演出形式使经典得以广泛流传。京剧各流派的代表性剧目也为一代代演员搬演。还有许多剧种都有优秀剧目演出了数十年和数百上千场，如晋剧《富贵图》演出超两千场，陇剧《枫洛池》、瓯剧《高机与吴三春》保留在舞台上数十年。优秀的现代戏剧目的传承具有更特别的意义，如河南省豫剧院三团的《朝阳沟》、山东省吕剧院的《李二嫂改嫁》，在传承中培养了新的演员，也加深了群众对戏曲现代戏的认知。

移植兄弟剧种的优秀剧目是繁荣戏曲艺术的一种好的做法。吉剧《桃李梅》被十数个剧种移植，在各地都受到欢迎。近期国家京剧院移植了越剧保留剧目《五女拜寿》，使多个流派的青年演员得到表现的机会，增强了京剧艺术的活力。

广西的《刘三姐》有广泛影响，但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剧目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如对“秀才”的嘲讽就与今天观众的情感有距离。广西的同志们曾想进行修改，但如把有关情节改掉就不成为这个戏了。后来他们创作了彩调剧《新刘三姐》，表现新时代青年们的创业精神，洋溢着新的时代气息，保留着《刘三姐》那人们熟悉和喜爱的旋律，在主人公身上，人们看到了当年刘三姐那种聪明活泼和敢于斗争的精神，让观众把新“旧”刘三姐联系起来。这是新的创作，同时又具有保护传承传统的意义。

十年的时间不长，但我们取得的成绩值得在历史书中书写，它标明戏曲艺术在新时代的良好开端，它使我们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要创作出艺术精品、经典性的作品和史诗性的作品，我们还任重道远，回顾来路，戏曲人还将继续奋勇向前。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