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是诞生在黄河上游特定地区的民歌，曲调丰富、优美，歌词形象、激情，流传至今，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诗歌，我对它也很喜爱，对它的评价比其他民歌更高。1963年阴历六月六， 我和甘肃文艺界的朋友们，记得有于辛田、师日新、苏平、伊丹才让、庄壮、郑铁林、丁兆清等人，一起乘解放牌大卡车去甘肃省康乐县足古川参加了三天的莲花山花儿会，那场面之盛大、气氛之热烈、情绪之欢快、歌声之高亢、服饰之鲜艳、爱恋之隐秘以及市场之繁荣，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我还同郑铁林一起奋力登上了莲花山的顶峰。当时，我被拦在了路上，唱了一首歌才被允许进入会场的。期间，我们还特意请来了康乐的著名花儿歌手、被称为“一代花魁”“甘肃刘三姐”的“穷尕妹”（本名丁如兰，乳名菊花），她是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她给我们唱了一个晚上的花儿，大家进行了座谈。

《花儿》是阿寅创作的长篇小说，写的是发生在西北小镇尕藏的真实而稀有的故事，展现了几代花儿歌手的感情经历和家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并特意将民歌花儿贯穿其中。郭沫若曾说：“中国人吃故事”。我国古典小说的故事性普遍强于西方的小说确是事实。我国戏曲的取材绝大多数源于小说，改编自《三国演义》的“三国戏”数目之多就是例证。所谓故事无非是人的行为，故事性强不强，故事引不引人，关键在于人物个性的塑造和情节与细节的描写。《花儿》写了有名有姓、各色各样的人物共计70多个。作者以他游刃有余的笔力，通过这些人物，全面展现了当时当地家族之间、民族之间、派系之间、贫富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以致发展为相互的暗害与残杀。众多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骇人听闻。同时还记载了现代文明与保守势力的斗争，如维护妇女缠脚与推行放足的冲突，假道学对爱情花儿（野曲）的禁唱，去上海灌制唱片遭到嘲笑，拆失事飞机去卖铁引起邮箱爆炸发生超大火灾等。作者还有意描述了许多当地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有婚礼、葬礼、拜师礼、花儿会开幕仪式、盖房上梁仪式等。通过这些，展示了那个真实的年代和那个年代的真实，使该书具有了彼时彼地小百科全书的规模。

人物写得是否有立体感，是否栩栩如生，是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在这方面，阿寅是做得好的，有些人物只需寥寥数笔就活了起来，成了令人难忘的形象。如麻五魁拜老串把式为师学唱花儿，老串把式直到他拜师后的第三天才对他说：“阿尼念青山花儿山场有个马莲沟，沟垴里有一个天坑，你对着天坑练上一年的花儿再来找我。”结果使麻五魁成了“花王”。老串把式死前给他后人尕串把式留下话：一是他的尸骨不进祖坟，要和他的两个媳妇埋在一起；二是他的丧事只准唱花儿，不准动哭声。因为他的两个媳妇，一个是他的歌手，一个是他的歌迷，他死后还要和她们对歌。

无法虚构的细节，最能证明作者生活底子的厚薄和观察能力的强弱，它往往比故事情节更难让人忘怀。《花儿》书中就有不少此类笔墨，比如写铁匠麻五魁打钉子：“打钉子虽说是个碎活，但它又是个细致活。打钉子的铁条又细又短，没法使钳子，只能用手夹着，锤子的轻重要拿捏得恰到好处”，“先一顺把尕铁条打成四棱形，再把一头打尖，另一头打出钉帽就成了”。又如写尕秀家穷得连吃饭碗都买不起，在“炕沿头上挖的一个窝坑，窝坑里用胭脂岭的红泥裹了一层，那就是他的‘碗’了”。

毋庸讳言，从两个贯穿全书的重要人物麻五魁和尕秀身上，我十分明显地看到了民间长篇叙事诗《马五与尕豆》的影子，那是发生在清末临夏的一个真实的故事，马五哥和尕豆妹是一对情侣，后来被双双斩首在兰州的华林山。《花儿》中，麻五魁和尕秀的性格更丰富，经历更曲折，使这两个在当地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达到了新的高度。

语言是塑造人物的重要工具，在文学作品中除了使用规范的普通话之外，各地的方言土语起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无法排除的，尤其是在民族民间文学中，对它的使用不可缺少。《花儿》中的人物对话很多，为了增强对话的真实性，作者使用了大量当地特有的词汇，如“半年汉”（傻子）、“椭子”（银元）、“羖騄”（山羊）、“素盘”（大馒头）、“鸡窝”（棉鞋）等等，都会让外地读者觉得新鲜，本地读者觉得亲切，产生一种特殊的效果。

话说回来，书名既然叫《花儿》，作者名副其实地在其中选择引用了大量的花儿歌词，各种格式、各类题材的都有。为了把这些花儿自然地嵌入到情节之中，而不显得牵强、突兀，作者费了不少心思，有时安排用念词代替歌唱。总共有多少首，我不曾计算，但可谓洋洋大观，足够供人欣赏。因篇幅所限，我不可能转录太多，仅录两首倾诉爱情的如下，一首是：“阿哥是阳山的枣红马/尕妹是阴山的骒马/白天草滩处一处耍/晚夕里一槽儿卧下”够胆大率直的吧？另一首是：“牡丹的叶叶羊吃了/光杆杆开啥花哩/你把尕妹的心挖了/空腔子活啥人哩”，够让人揪心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