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12年的时间中，非虚构写作在研究、批评、出版、评奖体制中都获得了普遍的关注，成为不可忽视的写作现象。
2010年10月，《人民文学》杂志社启动名为“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吁请作家和写作者走出书斋，走向现场，探索田野和都市，以行动介入生活，以写作见证时代，走向时代复杂、丰富的生活内部。主创者期待写作者以“吾土吾民”的情怀，以各种非虚构的体裁和方式，深度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表现中国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同时要求作者对真实的忠诚，要求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品质，注重作者的“行动”和“在场”，鼓励对特定现象、事件的深入考察和体验。由此，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特别的写作现象被正式命名，并持续引发一系列有关其内容和形式的讨论，非虚构写作被放置在当代文学和文化的脉络中，与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研究等其他写作方式进行对比研究，梳理其中外文学传统，并对非虚构写作的概念、伦理、功能、特点展开持续的讨论，建立了非虚构写作的基本问题意识和伦理规范。
回顾十几年来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到其在不同媒介平台穿梭的痕迹。在被命名之前，传统纸媒的文学期刊杂志已经刊发过大量非虚构写作的作品，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的“纪实小说”突破小说与现实既有的表达关系，90年代末期《上海文学》“城市地图”栏目对上海社会中不同空间记忆的记录与整理，新世纪初期《钟山》开设的“非虚构文本”栏目刊发过大量历史文化随笔，《天涯》杂志改版以来设置的“民间语文”，注重对平民立场、素人生活的记录。在《人民文学》完成命名之后，众多期刊杂志以联动的方式对非虚构写作实践继续推进和深化，出版刊发了一系列引人关注的非虚构写作作品，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李娟的《羊道》、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付药》、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胡冬林的《山林笔记》、郑小琼的《女工记》、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阿来的《瞻对》、袁凌的《寂静的孩子》、塞壬的《无尘车间》等作品。2013年8月，中国首个“非虚构写作大奖”在第二届“南方国际文学周”上颁出，梁鸿的《梁庄在中国》、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和解玺璋的《梁启超传》分获文学、历史和传记类大奖。非虚构写作概念兴起之后，《钟山》杂志强化非虚构写作栏目，增设非虚构作品奖，《收获》杂志在年度排行榜中特设非虚构写作作品排行榜，《天涯》《十月》等杂志也继续以各自的方式推进非虚构写作。目前，在文学期刊、新媒体的年终总结和奖项中，非虚构写作成为常规设置。在12年的时间中，非虚构写作在研究、批评、出版、评奖体制中都获得了普遍的关注，成为不可忽视的写作现象。
时尚前卫的杂志与非虚构写作有一种天然的便利关系，非虚构写作在西方兴起之时即有发表于时尚杂志的先例，一些重要的非虚构作品刊发于《时尚先生》《滚石》《纽约客》等杂志。国内的《时尚先生Esquire》《智族GQ》《读库》《人物》《南方人物周刊》等前卫时尚类文化杂志延续了这一传统，其刊发的非虚构作品践行了新闻纪实与小说写法的融合，在写作上具有较强的读者意识，提高了非虚构写作的表现力和文学性，以时尚、前卫和便捷的方式走进更多人的视野，也出现了一批耳熟能详的非虚构写作者，如李海鹏、袁凌、师永刚、南香红、杜强、关军、杨潇等。在纸媒的领域内，庞大的图书出版市场也在跟进非虚构写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纪实系列建立了以非虚构、纪实类作品为主打的图书品牌，以真实的数据、具有公告性的题材和非虚构的姿态，从各个领域关注当前世界正在发生的事。在“非虚构写作”尚未在国内引起关注前，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11年引进出版彼得·海斯勒的作品《寻路中国》《江城》，引发了读者和媒体的强烈关注，直接影响了一批写作者和读者对非虚构写作的热情，建立了中国非虚构写作的范式、问题意识和他者视野，这一出版品牌迄今已经出版70本，并开启了原创非虚构图书的出版计划。图书市场上除了系列非虚构名著的翻译与出版之外，各类出版社的非虚构写作课图书陆续出版，既有国外的《哈佛非虚构写作课》《非虚构写作课》《故事技巧：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指南》，也有本土非虚构作家的写作技术总结，如《非虚构写作指南》《中国非虚构写作名家访谈》等，形式、技术和总结意味着对这一写作现象的深入研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出版界陆续推出城市传记系列图书如《北京传》《南京传》《海南传》等，重述重大事件的《太平洋大逃杀》，表达社会变迁和阶层跃升的《张医生与王医生》，主题旅行书写和异国观察的《重走》《万水千山》《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贫穷的质感：王梆的英国观察》等重头作品，代表着中国非虚构写作向多元主题的掘进。
在纸媒和图书出版之外，铸就非虚构写作坚定基础的是各类门户网站，近十年来，中国出现了众多非虚构写作平台，如腾讯新闻的“谷雨故事”、网易的“人间the Livings”、界面的“正午故事”“中国三明治”“ONE实验室”“真实故事计划”等，在专业写作者之外，出现了大量素人写作者书写的自我和平民的故事，普通读者转变成为写作者，多元的特稿生产机构为普通人提供了写作的平台，供稿者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行各业，例如警务人员、教师、医生、工程师、公司职员、农民工、保安等等，作为生活中真实事件的亲历者或见证者，他们用笔记录下真切的个人感受，让读者通过他们的身边事和个人视角的汇聚，看到世间万象和平民的史诗，体现出非虚构写作广阔的社会空间和人民性。与其他文学类型影视化一样，非虚构写作在声势壮大之后，也具备影视化的可能性，“one实验室”、魔宙、真实故事计划中的部分作品卖出影视版权，非虚构写作开启影视化的进程，如《滚蛋吧，肿瘤君》《我不是药神》《太平洋大逃杀》等，尽管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难题，影视化的趋势仍然为非虚构写作扩大和延伸了表达空间，也在探索真实故事的价值延展和可能性。
媒介融合研究专家亨利·詹金斯认为，理解几十年的媒体变迁，融合比数字革命范式更合理，旧媒体并没有被取代，只是它们的地位和作用由于新技术的引入而发生了变化。媒介融合的特点在非虚构写作现象的发展态势、传播方式和内容流动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具有陌生感、宽阔的涵盖能力和新鲜气息的非虚构写作，首先在传统文学期刊被命名，由代表性作品引起社会讨论和关注，后续在时尚杂志、图书出版行业、门户网站、自媒体公众号等新媒体领域持续发酵。不同平台注入不同的精神和特质，正是不同媒介之间的联动和无形的合作，使之成为新世纪文学中最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
二
在非虚构写作问题上首先是机制的融合，比如评奖和比赛的机制，明显地突破了各自的圈层。在非虚构写作中，另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创作者身份的融合，非虚构写作引发复合型兼容性的作者出现。
非虚构写作现象形成于不同媒介平台之间的互动与内容传递，也带来不同媒介之间的深度融合。在非虚构写作问题上首先是机制的融合，比如评奖和比赛的机制，明显地突破了各自的圈层。非虚构写作举办了众多赛事和跨界融合的文学活动，“真实故事计划”携手数十家知名影视企业、出版机构和媒体平台，发起过三次较有业界影响力的非虚构写作大赛，寻找时代的故事“当事人”，写下他们最在乎的故事，厘清自我和记录时代，重点推出“作者孵化计划”与“故事猎手计划”，深化非虚构文学与出版、影视行业的结合。由单向街公益基金会发起的“水手计划”，帮助青年创作者们重新发现世界和讲述世界，资助他们进行海外旅行，协助、指导他们的创作，直至推广、展览他们的最后成果，力求把新的全球想象带到汉语写作中来。在这些赛事中评委团成员由评论家、作家，影视专业从业者、各类媒体人、读者团等组成，并积极推动媒体、出版、读者、影视资本对非虚构作品的关注，实现非虚构写作上游与下游的对接。
在非虚构写作中，另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创作者身份的融合，非虚构写作引发复合型兼容性的作者出现。《人民文学》上刊发的第一批非虚构作品，其创作者梁鸿、黄灯在从事非虚构写作之前原本是文学研究者，李娟、慕容雪村是散文作家、网络作家，郑小琼、萧相风是打工诗人和散文家，非虚构写作概念的提出和实践，让写作者在原来写作类型的基础上，开拓了新的写作空间。著名作家韩少功、阿来、弋舟等也被放入非虚构创作中讨论，推出引人瞩目的非虚构作品《山南水北》《瞻对》《空巢》，为纯文学写作带来自我变革的气息，直接介入现实问题与历史叙事。另外，还有一些特稿（非虚构写作）作者转型纯文学（小说）写作，以非虚构写作闻名的作家袁凌出版中篇小说集《世界》，《南方人物周刊》主笔蒯乐昊转型推出小说集《时间的仆人》，就职于南方都市报的郭爽，也是由非虚构转身向虚构的创作者，出版《正午踏进火焰》《月球》等小说集。最具革新意义的是大量普通民众成为自己生活的讲述者和记录者，他们的喜怒哀乐、职业故事、家族志在各种平台上涌现，也出现了像范雨素、陈年喜这种具有社会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素人写作者。
对于非虚构写作来讲，除了写作技术上的跨界和融合，学科融合的特点也进一步显现。大量社会话题性图书、社会学、历史学著作借鉴非虚构写作的方式，以非虚构写作作为重要标签出版发行，带来不同的读者感受和期待，如罗新的《从大都到上都》，以历史学家的视野，在重新行走中构筑细节丰富的历史叙事，其间穿插着在场者的感受；田丰和林凯玄合著的《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以社会学家的问题意识和调查能力，并以小说家对场景和人物的呈现方式，走进和理解一个特殊的人群。与此同时，非虚构写作也出现了对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借鉴，如陈福民的《北纬四十度》，以当代的历史研究成果为潜在的对话者，以行走的方式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勾陈继而重述围绕北纬四十度的民族融合大故事，在写作过程中从文学的角度充实历史书写隐去的情感、过程和动机，从历史现实主义的角度让文学中的人物、事件回到具体语境中，滤去自我移情、抒情和想象。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使用了社会学研究成果和方法，选取了不同年代的二本学生，以个案分析和群体分析的方式，寻找时间深处不同的命运机制。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跨越边界的写作现象，把分散的媒体平台聚合起来，横跨不同的媒介体系，甚至是相互竞争的媒介经济体系，建立起彼此之间的深度融合，同时非虚构写作又在不同学科之间，建立写作意义上的借鉴、参照、融合。
三
与传统文学形式相比，非虚构写作还呈现出内容在不同平台之间的流动的特点。
非虚构写作让我们看到媒介平台之间的互动与融合，而与传统文学形式相比，非虚构写作还呈现出内容在不同平台之间的流动的特点。2016年春节引起社会关注的作品《一个农村儿媳妇眼中的乡村图景》，脱胎于作家黄灯的文章《回馈乡村，何以可能》，发表于传统文学期刊《十月》杂志。在中国春节人口大流动的档口，被公众号更换题目引起众多转发，接下来在《人民日报》、凤凰网、网易新闻、豆瓣、知乎等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总阅读量超过千万。湖北农村婆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与生活遭遇，因为关涉故乡、打工者、乡村、教育等社会关注的议题，触动了大众读者的朴素情感。2016年3月初，央视《新闻调查》的记者和黄灯夫妇一同回到了位于湖北孝感的老家，拍摄了文章中的人物，补充了文章背后的故事。后来，黄灯将书写对象扩充至婆家、娘家、外婆家所在的三个村庄，出版非虚构作品集《大地上的亲人》。《四个春天》是一部受到文艺青年和专家好评的电影纪录片，导演陆庆屹拍摄了贵州独山四个春节期间的家庭生活，他们祭奠亲人、种花草、烤腊肠，看电视节目，走亲串友，怀念旧时光，平静地展示各自的爱好，唱地方歌谣和流行歌曲。他们的生活遭遇变故时，可以看到小城父母如何在哀伤与寂寞中自我疗愈，在子女远行后抵抗孤独和时间老去。纪录片得到认可之后，《四个春天》同名非虚构作品出版上市，作品中的人物扩展到周遭的邻居和亲人，而人物的精神世界延续了纪录片《四个春天》的基调，他们独立自洽，拥抱生活给予他们的美和职责，跟外面的世界构成参差的对照。
接下来是电影和图书的“周边”，十万加文章《陆庆松：螺丝不肯拧紧》在电影和非虚构作品之后发表，纪录片中总是默不做声的哥哥陆庆松成为主角，他的活法是一种不常见的人生答案和一条少有人选的路。成年人生活中的买房、贷款、学区划片、996、绩效、职称、晋级等常规意义上的生存焦虑被他排除在外，他放弃当一个螺丝钉，以全部人生和选择燃放了一束自由而浪漫的烟火。黄灯书写的内容从期刊杂志流转到新媒体公号，再到电视节目和图书出版市场，导演陆庆松的拍摄对象先是走上电影大银幕，后续又回到传统图书市场和时尚杂志，在中间过程中一定还有其他媒介的加入和效应叠加，短时间内融贯了不同平台的受众。新媒介时代的技术带来这种融合的可能，智慧手机终端几乎可以涵盖大多数媒介，而专业的媒体设备也不断扩张协同化。从受众的角度来看，他们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弹幕评价和非虚构写作人人可以置喙的生活经验和自我经历，使得他们成为主动的创造者。
四
正是这种流动性和记录时代人心的属性，赋予非虚构写作时代文体的重要价值。
互联网出现以后，中国文学出现了众多改变，突破了精英写作的一整套生产和评价机制，进入“人民”的汪洋大海，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进行创作和传播。非虚构写作的出现恰逢社交媒体兴起的年代，2010年左右特别是2012年微信元年以来，公众号、小程序、小视频出现，建立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模式，每个人的故事和经验原则上都可以被看到、被呈现。处于媒介融合大潮中，当代中国的非虚构写作，意指我们的时代状况和个人体悟都可以囊括在这个文体之中。非虚构写作介乎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之间的灵活表现力，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密切的交互性关系，使得它具备了跨越边界的能力。在媒介融合的社会情境中，随着生产机制、传播机制和内容在不同的媒介和层面之间融合互动，非虚构写作始终处于动态流动中。
正是这种流动性和记录时代人心的属性，赋予非虚构写作时代文体的重要价值，当下非虚构写作的主题主要集中在社会重大议题上。比如城乡关系书写，自2012年微信元年开始，“返乡”书写成为一个重要的写作主题，关注城乡二元化带来的乡村知识分子流失、环境问题、留守妇女儿童等问题。女性经验书写，是新媒体时代的另一个大议题，注重表达女性的性别经验、关注她们的困境和难题，倡导女性独立和自我探索。地方生活和民族志书写，记录特色地域文化对个体成长的影响，展现当地的历史文化、自然风物和生活情态，构筑多元化的生活美学。自然生态写作，人类在生存、环境和生态中的位置由于特殊事件和变化趋势，需要重新思辨和整理其间的关系。底层社会和边缘群体书写，记录社会边缘群体如快递员、乡村教师、卡车司机、二本学生、留守儿童的生活和故事等，引起社会的关注；日常中国书写，记录普通人在社会中感受到的社会观念和生活姿态；汉语的全球想象，随着中国在全球化中实力的提升，旅行文学带来新的全球想象与书写方式。在媒介融合时代，非虚构写作的主题和可能性被多层次多渠道展开，不同阶层和视角的中国经验得到了不同程度和方式的呈现。
非虚构写作突出以介入和实践的方式重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新的活力与叙事可能，创作出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和艺术价值的作品。目前国内研究界对“非虚构”和虚构的概念进行辨析，对国外国内文学传统进行溯源和对比，与相近文学体裁进行区分对比，强调了非虚构作品的真实性、作者在场，注重人物、场景、对话的叙事特征，描摹出非虚构写作的基本轮廓。但非虚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当代文学写作的校正和革新，它的落脚点不会走向固定与统一的写作概念，它所面对的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决定了这种写作现象会一直处于变动中，它理应是开放的、敞开的，充满未知和活力的。
非虚构写作的确带来一些新鲜气象和号召力，但整体上处于开创阶段，熟悉的非虚构写作者和经常被谈论的作品并没有数量上的优势，一些借助非虚构写作名义出版的作品，在审美与主题上与理想中的非虚构写作南辕北辙，非虚构写作有时候只是一个标签和噱头。而在整体情势上，如非虚构作家蒯乐昊在采访中所说，“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人总体上还是那么多，写作难度还是那么大，他们的生存环境也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谈兴盛似乎为时过早”。况且，现存的非虚构写作也暴露出一些局限和问题，比如作品中出现的想象力空缺、感情和故事狭隘、无意义的重复、叙事粗糙、抒情无节制、作家的写作姿态和自我意识面临体制化、新闻化和文艺腔的危险。写作伦理上面临诸多问题，新闻的客观性与叙事者的情感和立场，信息的公共性与叙事者对他人隐私的尊重，真实与真相的相对性，另外在非虚构写作影视化方面，叙事者的版权与当事人的版权等，这些都需要在非虚构写作逐渐成熟之后，自然获得规范或者约定俗成的解决方式。在主题内容上，目前的非虚构写作以身边事或者自述的非虚构作品为主要板块，而强调长期的科学调查、沉浸式的田野考察和写作上对叙事技术精心研究的非虚构作品还比较欠缺。
在新媒体盛行和信息化时代，内容生产平台、传播渠道、接受者都逐渐分流，非虚构写作也在逐渐形成更细小的分支和类别，也会产生各自的阅读审美期待，比如特稿写作、人物传记写作、旅行写作、生态写作等日渐形成各自的基本美学标准，加入非虚构写作的视野之后，原本意义上的写作都悄然移动了坐标，可以清晰地在这些类型的创作中，看到我们这个时代叙事修辞的纹理。另外，非虚构写作还出现了更多的融合性报道，非虚构作家杨猛提到在短视频、抖音的时代，《纽约时报》中文网出现了非虚构写作的融合写作方式，文字、视频、数据的组合方式，非虚构写作“不是非此即彼，并没有排斥任何一种表现方式”。对真实、真相的需求，对时代和社会的敏感，对普通人公平正义的关切和讲述中国经验的诉求，未来会一直成为非虚构写作的核心，也会刺激非虚构写作不断完善和革新自己的表达方式，融入其他表现方式和学科的方法，以更丰富的路径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