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李季同志去世已经42年了。作为领导和前辈作家，李季同志给我的影响和帮助太多、印象也是极深的。远去的岁月恍如昨天，他那富于朝气的举止行动和富于感染力的音容笑貌，时时还出现在我眼前，萦绕在我心间。失去他这位亲切、严格的良师益友，对于我是终生的痛惜，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但是，他人虽去了，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一个正直的、坦率的、兢兢业业的忠诚于党的文学事业的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革命精神，而这将是长久的，也是永不会泯灭的。

李季同志的杰出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在新诗发展的道路上，勤于向民歌学习，不断探索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通过王贵与李香香这对典型并深受广大读者特别是普通老百姓喜爱的人物形象，热情歌颂陕北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闹革命的斗争事迹，而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创作风格，则是李季同志在诗歌领域践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第一个硕果，也难怪茅盾先生称赞《王贵与李香香》“是一个卓绝的创造，说它是民族形式的史诗也不过分”。说到诗歌，我想起自己的藏书里，有一本绿色封面精装版的《李季诗选》，这本他花了大量心血认真编选的诗集还在印刷的过程中，诗人却不幸溘然长逝。为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们，怀着悼念诗人之深情，临时加进去了作者几帧生平照片，为这本诗集增添了色彩。李季同志不仅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著名诗人、作家，还是一位善于做领导工作的行家里手。孙犁先生在所写的悼念李季的文章中说：“在作家中，既在创作上有成就，而又擅长做行政领导工作者就推举诗人郭小川和李季。”这无疑是对两位诗人公正的评价，也是不无惋惜的话。

李季同志是我以及更多和我一起成长的同事们的良师益友。我和李季同事的交集是在他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后开始的，当时，他“新官上任三把火”，连连召集多次编辑部全体会——他叫“神仙会”，要大家开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怎样把刊物办好。他很善于走群众路线，作为领导者，他集中了大家的意见以及他自己的一些考虑，集思广益，制定改革方案，采取必要措施，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李季同志是一位实干家，他有见识、有魄力、有经验，政治上很敏锐。这些对于一个刊物的负责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因此，他赢得了编辑部同志的欢迎和信任。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他曾多次对我们说，一个革命者，应当像一颗石子丢在湖水里那样，丢到哪里就能掀起波澜，引起反响，不能是一潭死水，死气沉沉。他知人善用，每每当他在安排工作、提出任务时，对每个人都能够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充分调动和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保证工作任务顺利完成。同他接触多了，就会感到他待人和蔼可亲，如同春天般的温暖，但是他又是严格的。编辑部中某位编辑没有抓到一篇好作品；某位编辑错退了一篇好稿子；某位编辑外出组稿，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甚或某位编辑在校对上大意，出了不该出的纰漏……他都会狠狠批评。他认为这是一个编辑的严重失职。有好多次，他派我们外出组稿，临行前总是亲自交代任务、提出要求，有时还会半开玩笑地说，“你们这次出去可一定要抓回稿子，要高质量的，最好能当头条，否则提头来见。”他要求编辑部的同志人人心中都要有一本《人民文学》，人人当主编，强调大家树立“一盘棋”的思想，要关心整本刊物，这无形中加强了每个编辑的责任感和全局观念。同时他也十分注意和关心每个编辑政治上提高、思想上进步。应该说，正是由于他以身作则的实干家作风，放手使用和培养干部，才使得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主编《长江文艺》时，还是20世纪50年代主编《红旗手》（《甘肃文艺》前身），以及后来较长时间主编《人民文学》和《诗刊》期间，他都呕尽心血为党的文学事业带出了一批又一批出色的编辑队伍。当然，通过刊物工作，他还发现、培养、团结了大批青年作家，在当时文坛，他也获得了大家的赞誉，大家一致认为，他是文学界的伯乐。

李季同志全身心地扑在文学事业上，未曾想，这种拼命的行为造成了对身体的全面伤害——严重的心力衰竭，最终危及到了生命。58岁，正是在工作上、创作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创作日臻成熟而可以大有作为、大显身手的年龄。一个乐观、开朗、精力充沛的人，一颗始终火热的心怎么可能突然停止跳动。我至今还是无法平息心中的疑惑。当我再次翻开1979年10月山东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的《石油六歌》时，代序诗里那最后两句精辟的诗句又闪现在眼前：就是在心脏停止跳动时，/也将是人有尽时曲未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