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已经改变了大众媒介的文化形态。在媒体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文学这一印刷时代的文艺形式也面临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依托互联网形成的网络文学日益成熟，文学与其他媒体也产生跨媒介互动和融合效果；另一方面，文学借助数字平台在阅读和传播形式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电子书、播客、B站、小红书等平台使得经典文学作品和文学家重新成为二次元“网红”。这十年，专业化的文学创作依托文学刊物、出版社取得了繁荣发展，而融媒体时代的文学以更深的广度参与数字文艺创新，尤其是凭借着中国普惠式互联网基础设施，文学生产和阅读越来越成为群众参与、群众共享的文艺形态。
融媒体时代文学发展的新形态
在媒介融合的时代，出现了两种文学的新形态：一是网络文学已经成为受众面最广的文学类型，二是文学参与影视、漫画、网络游戏等跨媒介叙事。
印刷时代创造了以报刊、杂志等为代表的传统媒介，使得小说等现代文学成为大众消费品。这种以现代社会、以现代人的生活为底色的文学形态，塑造了能读书、识字的现代大众，也使得文学教养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形式多变、主题晦涩的先锋文学，还是娱乐化、通俗化的口袋小说，都反映了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大众的现代体验。在媒介融合的时代，出现了两种文学的新形态：一是网络文学已经成为受众面最广的文学类型，二是文学参与影视、漫画、网络游戏等跨媒介叙事。
第一，网络文学成为主流文化。自上世纪末期，网络文学在BBS时代自发产生，经过20年的发展，网络文学已经从小众文化、青年亚文化变成重要的文化产业，并具有一定的海外影响力。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到249.8亿元，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4.6亿人，日均活跃用户约为757.75万人。网络文学的特点有三个：一是类型多样，玄幻、历史、现实等题材应有尽有，穿越文、重生文、盗墓文、种田流、升级打怪流等分支众多；二是读者参与性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发布借助专业化的网文平台，读者的点击率和反馈会对网文写作产生重要影响；三是商业价值高，网络文学已经为影视、网剧、网络游戏、动漫等文化产品提供源源不断的原创IP，IP改编产生的总产值超过万亿元。
尽管网络文学也存在着迎合读者、同质化生产“爽文”的现象，但依然出现了一批与时代、与社会形成呼应的文学精品，如《大江东去》《大国重工》《大医凌然》《明月度关山》《网络英雄传》《大山里的青春》《白纸阳光》等偏现实题材的作品。相比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文学处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二元文化焦虑中，出现在中国经济高速崛起时代的网络文学基本没有这些现代焦虑，反而通过历史“穿越”实现古与今的融合、通过长时段的叙事完成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对话，显示了中国网络文学整合古今中外的文化自信。另外，网络文学也成为海外网友了解中国的重要媒介，2021年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规模突破30亿元，海外读者也近1.5亿人，已经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文化名片。
第二，文学参与跨媒介叙事。融媒体时代使得印刷、电影、电视、广播、互联网等不同介质的媒介实现了融会贯通，正如阅读和观看方式已经从纸媒、银幕、荧屏逐渐合一为电脑和手机屏幕。在这种背景下，文学也与其他媒介形态形成互动和转化。一直以来，文学与戏剧、影视有着密切互动，如近些年电视综艺节目推出《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朗读者》等深受观众喜爱的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节目，把传统文学、现代文学转化为趣味性、表演性和竞技性的综艺节目，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融媒体时代，文学也参与到短视频、动漫、剧本杀等新兴文化的生产中，一些爆红的网络视频就带有很深的文学叙事的因素。深受青少年喜爱的剧本杀游戏，也借助文学剧本的推理模式，其沉浸感、角色扮演等都与文学叙事有关。而一些网络游戏中，文学也发挥着核心的叙事功能。可见，数字时代，文学不只是以文字为载体，而是发挥着文学作为文化创意动力的功能。
文学传播的新模式
通过数字平台阅读文学作品带来了双重效果，既使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变成大众化的公共数字资源，又在声音化、视频化的演绎中契合网生代、Z世代的欣赏和审美习惯，也便于文学在数字时代的传承和创新。
借助互联网平台，文学阅读、传播和接受的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果说在印刷时代，书店、图书馆是文学阅读的理想场所，那么随着平板电脑、电子书以及智能手机的流行，文学阅读逐渐电子化和数字化。在互联网搭建的虚拟平台上，读者拥有更多互动性和参与感，包括阅读过程中的批注、划线都能形成社交功能，使得文学消费带有粉丝化和圈层化的特征。
首先，文学阅读不再是一种单向度的接受，网络读者以社群、圈层的方式参与到文学生产和讨论中。以网络文学为例，借助互联网的交互平台，网文的发布、推送，网友的点击和阅读量都以数据的方式反馈到平台，影响到网文的传播效果。这种网文创作与网友之间的密切互动，一方面会给网络写手带来“催更”的压力以及迎合网友趣味的倾向，另一方面也使得网文创作者与网友处于“共情”状态，写出更有时代性和共鸣感的作品。很多网络文学作家一开始是网文的读者，在阅读了大量网文之后转化为网络文学的创作者。不止网络文学，这种“用户生产内容”的现象是自媒体时代内容生产的常态，如同人文学就是资深粉丝深度参与网络文化的印证。不过，过度粉丝化和“饭圈化”，也会带来一些弊端，尤其是组织粉丝打赏、控评，会带来社会舆情效应。
其次，通过播客等数字广播媒介助力文学推广。以喜马拉雅、荔枝、蜻蜓、小宇宙等为代表的播客平台让声音媒体重新焕发生机，很多经典文学名著、热门网络文学借助播主的演绎实现了声音化传播，使得文字版的文学更加生动、立体。新中国成立以来，广播是跨越城市与乡村最为大众化的传播媒介，相当多的红色经典、戏剧、电影都变成有声有色的广播剧，成为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艺术样式。与集体收听“广播”不同，手机和耳机使得人们沉浸在有声书、经典朗诵的海洋中，更容易进入文学所营造的想象力的“元宇宙”。
第三，在B站、小红书等深受年轻人喜欢的视频、图文社交平台上，有一些文学类UP主，形成文学阅读、分享的社群，很多网友通过B站阅读文学名著，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百年孤独》《三体》等都是热门读物。而一些文学经典、文学家也成为二次元里的文化“网红”，如鲁迅是B站上最火的作家，鲁迅说过的话、鲁迅的故事都被制作成表情包和系列视频，甚至鲁迅的《野草》也被改编为说唱歌曲，据统计，鲁迅在B站有一万多条视频，总播放量近2亿。正因为粉丝的积极参与，使得围绕着文学经典衍生出视频、动漫等二次元作品，如张爱玲、汪曾祺变成美食文学家，这也是融媒体时代网友接受文学的独特经验。
通过数字平台阅读文学作品带来了双重效果，既使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变成大众化的公共数字资源，又在声音化、视频化的演绎中契合网生代、Z世代的欣赏和审美习惯，也便于文学在数字时代的传承和创新。
创意文学的兴起
借助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平台，人人都能成为自媒体的内容生产者，包括文字、图片和影像，这给个人提供了参与文学、文艺生产的民主化和自主化的可能性。
近十年来，创意文学在文学领域兴起。创意文学的出现与文学教育去专业化，培养更多适合影视、创意广告、编剧等行业人才有关，也与移动互联网为普通人参与文学生产提供了技术基础有关。创意文学课程成为大学中文系适应数字时代的专业转型，而以非虚构文学为代表的创意写作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最受瞩目的文类。
创意文学的概念来自于美国，其初衷是鼓励非职业作家通过一定的写作训练，掌握基本的写作方法，学会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有的也会变成职业作家。非虚构写作是创意文学最重要的文类，非职业作者学会写作的第一步往往是从讲述自己的故事开始。写作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在传统媒体时代，写作是实现大众从被动的阅读者和受众变成主动的创作者的重要中介，文学创作的逻辑性、形象化和抽象性，使得文学写作变成一种个体主体化、社会化的行为，是从“乌合之众”变成有理性的、有独立判断的主体的过程。借助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平台，人人都能成为自媒体的内容生产者，包括文字、图片和影像，这给个人提供了参与文艺生产的民主化和自主化的可能性。
非虚构文学“天然”具有社会性，使得文学这一被边缘化的文体再度成为公共性的媒介。暂且不讨论新闻记者发表在自媒体平台上的非虚构作品，仅以非虚构作家梁鸿、黄灯为例，她们出版的《中国在梁庄》系列、《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等作品让乡村、农民等题材和形象再次进入公共视野。前者把个人返乡的所见所闻变成对当下农村日常生活的深度观察，引发人们关注农村老人自杀、留守儿童、环境保护等话题，后者让人们看到主流媒体中不可见的另一种乡村图景，部分被现代化发展所抛弃和掏空的乡村。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非虚构文学是由非职业、非专业作家完成，反映了主流文学叙事中不可见的群体、地域和记忆，带有群众文艺的面向。
借助新媒体，也使得普通群众都能参与文学创作。如进城打工的劳动者在工作的城市组成文学兴趣小组，他们大多借助手机进行文学阅读，通过微信公号、今日头条等平台发布自己的作品。如世纪文景策划出版的《劳动者的星辰》就收入了范雨素、郭福来、苑伟、李文丽等9位劳动者的文学作品，他们用文学来表达生活和感悟，重建文学与生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是相对低成本、廉价的文化媒介，每一位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劳动者只要掌握基本的文字能力就能创作文学，这使得新工人也有可能借用文学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的所思所想，再加上自媒体时代，使得文学的发表和阅读更为便利。这些以文学之名留下的“星辰”，来自于劳动者生命中的所见所闻，每一次书写都是他们生活的齿轮刻下的印痕，既见证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又留下了丰富的时代声音。
在万物互联的时代，信息传播的效率大大提升，人与人的距离不再受时空的限制，而数字化和虚拟化也塑造了无形的“幕墙”，在平台算法的支配下把受众隔绝在不同的圈层中，大众社会被分众化和小众化。再加上人们借助手机的“小屏”来完成与虚拟世界的连接，“分众”进一步蜕变为孤独的“个体”，每一个人都沉浸于、区隔于一个个数字“洞穴”里。这种万物互联与数字“茧房”的悖论情景，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数字时代的社会性。文学自诞生以来就是一种带有公共属性的媒介和文化空间，期待融媒体时代的文学有助于打破数字“洞穴”的深渊，重建数字社会的公共性和网络公民的主体性。
（作者系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