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前，中国作家协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了客座研究员制度。这是中国作家协会培养优秀青年评论人才的重要举措，意在为青年批评家的成长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力争打造一支新的青年批评家队伍，繁荣文学批评事业。
十余年来，近百位青年学者站在中国当代思想的前沿和文学创造的现场，写出了许多有思想、有现实感、有实践品格的文章，有力地促进文学批评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渐成当下文学批评现场的主力军。
近日，第十届12位客座研究员履新，他们每人就自己最关切的问题向一位往届客座研究员提问。大家提出的问题有的重在阐明学理，有的重在分析现实，无论学术的还是生活的问题，都得到了真诚的回应——
邓小燕：朱羽老师，我读过您的专著《社会主义与“自然”》，想向您提问，讨论“社会主义与自然”，如何平衡环境现实与文艺文本间的紧张？
朱 羽（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八届客座研究员）：感谢邓老师的提问，这一问题或许可以拆成两个次一级的议题：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时期的自然实践？如何看待上述改造自然的实践与社会主义文艺之间的“张力”关系？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得自我批评一下：《社会主义与“自然”》虽然广泛论及那一时期“自然”的多重意涵及其表达方式，但未能研讨环境问题，因此并未评估改造自然的实践所带来的生态后果。当然，广义的生态视野一方面非常犀利，但另一方面可能也相对“后设”。对于诸种改造自然事项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在比较的视野里进行评估。这就关涉到第二个问题，如果历史地回到那一时期文艺实践和自然实践的思路，这种“紧张”可能并不明显甚至略显“错位”。这并不是否认“环境”问题的存在，而是将之嵌入整个“形势”（从宏观国际环境到微观的主体转型）当中加以理解。
樊迎春：提问杨庆祥老师，您觉得当下的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且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问题是什么？
杨庆祥（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当下文学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未完成性，这使得它充满了不确定、可疑和变化，如果要以“最”的方式来追问它的“问题性”，这个“最”本身可能需要被“发明”。也就是说，在一般学术范畴内的问题如传统、地域、风景、人物、语言、结构乃至这些年比较流行的知识考古、文学社会学、历史化等等都不太可能是“最”的问题。“最”无法被通约化，所以无法构成一般原则。在我看来，“最”应该是这样的问题：你在文学中看到了何种面目的自我存在，同时，你用何种方式来完成文学和生命的互相提问。这样的面目和方式，就是“最”的问题。
胡妍妍：请教张定浩老师，您近些年来当代文学批评写得少了，但写了好几本关于过去时代诗与人的书，尤其是古典时代。我想知道，在亲近了那些“伟大的心灵”之后，回过头来，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是否还能激发您的研究和批评热情？
张定浩（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三届客座研究员）：好久不见，首先祝贺获聘客座研究员。我最近这几年确实有意识地大幅度减少在当代文学批评方面的写作，主要是觉得自己这方面能够讲的新东西很有限，不想陷入某种模式化写作之中，尤其在发表变得容易的情况下更要自我警惕。当然我并没有脱离当代文学现场，也一直在留心每年出版的新作和力作。我去年开年给自己立了一个flag，想争取在《上海文化》每期写一篇“本刊观察”，但最终只写了3期，分别写的是王占黑、赵松和东君。我希望可以慢慢再写一点，挑选一些我感兴趣的作品去做文本细读，并结合对当代中西文化思想的研读。但你说到热情，它的确是写作的一个最根本的动力，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慢慢再积累起这方面的热情，就像积累对于生活的热情一样。
姜振宇：想请问李广益老师，客座研究员的经历几年之后回头来看，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李广益（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七届客座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在巴金先生的倡议下建立的国家级文化和学术机构。成为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是一个“登堂入室”，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的厚重历史以及当代中国的学术和思想产生更紧密关联的契机。这段经历促使我跳出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去思考自己的学术工作在什么意义上汇入了时代潮流，与同时代的青年才俊在何处同声相应，又在何处独自探索，未来的道路通向何方。
李 斌：我想问徐刚研究员，因为我对您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了解，我想问您是如何做到在著名作家面前坚持自己的判断的。
徐 刚（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三届客座研究员）：这指出了文学批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坚持自己的判断。但是我们从事批评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刚出道的时候，谁也不认识，捞到作品就评，写出的文章除了判断啥也没有，后来慢慢跟作家们熟了，人情世故就懂了，这时候再写文章，啥都有就是没有判断。所以孟繁华老师说得很有道理，“现在非常学术化地去批评一个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几乎没有”。很不幸，我也属于孟老师批评的那批人。出道的时候，人们叫我“小钢炮”，可前两年李洱老师看到我说，“钢炮哑火了”，让我万分惭愧。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批评需要“筋骨”，也需要“温度”，去理解创作的甘苦。所以我现在更倾向于把判断内化到理论的探讨中，把作品的评价变成一个更普遍更宏观的问题的探讨，这大概也是回应孟老师所说的，非常学术地去批评。这样可能更有意义，也是更需要知识和智慧的。
李浴洋：向金理老师请教。您的研究一方面系统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章太炎与鲁迅），另一方面又直接介入当下最为鲜活的文学现场，这两部分的互动给您带来怎样的体验，在您个人的学术工作中又形成了怎样的合力？
金 理（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届客座研究员）：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持续进行“对谈”：一方面，以置身现场的鲜活的批评感受和问题意识来导源、激活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将捕捉到的文学“新变”的可能性回置到文学史脉络中，进行潜心、细致的、历史性的检讨与反思。“维天之命，於穆不已”，当我的思考在现实中陷入困境时，过往的人与文提供了反复“重临”的起点；而在当下语境中不断重述的文学经验，恰恰堪称经典。
刘欣玥：想问杨晓帆老师，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日常之下，最近一次强烈感觉到文学能够制造确定性，是什么样的时刻？
杨晓帆（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届客座研究员）：想起2020年5月纽约的某个午后，我坐在一家因疫情封闭的小教堂门口，一口气读完康拉德《黑暗的心》。那是一段出神的时间，疫情、政治、学术、每日烦闷都被屏蔽在外，只是随着马洛潜入刚果河深处，一个“激情和深渊，独处和徒劳，充满幻觉的世界”。而故事戛然而止时，我体会到康拉德的迷人与危险。如马洛所说，“一个故事的含义不是像果核一样藏在故事之中，而是包裹在故事之外，让那故事像灼热的光放出光晕一样显示出它的含义来。那情况也很像雾蒙蒙的月晕，只是在幽灵般的月光照耀下才偶尔让人见一见。”当我们习惯于剥洋葱式地探寻真理时，真相或本质或许一直就裸露在近旁我们视而不觉的地方。而叙述永远在暧昧地接近它，又远离它，直到作为叙述者的我们也袒露在叙述面前。我想，自己恰恰是在这个由文学制造了确定性假象的短暂休憩中，感受到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却也因此多了一些耐心和勇气，去继续磨砺对自己、对人世、对时间的经历。想到文学并没有把我带离生活，这点真好。
刘阳扬：我想向何同彬老师提问：您长期观察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青年性”问题，多年前，您在获聘客座研究员时曾提到要用批评的“敌意”和“愤怒”对抗大环境，现在您如何看待自己当时的观点？
何同彬（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届客座研究员）：这不是“提问”，是“拷问”“逼问”，触及的是我个人无法面对的某种立场和姿态的变化。那些曾经的看法，即所谓“敌意”和“愤怒”，言之凿凿，尖刻、锋利，也不无偏执，似乎并不具备基本的建设性，目前看来不足为训。但我并不后悔写出那些鲁莽的话，甚至非常遗憾和感伤地目睹自己正在失去那种“鲁莽”的能力。恰如我曾经的学生对我的评价：何老师，你越来越慈祥了……作为一个“慈祥”或假装“慈祥”的批评家，我目前最大的理想不过是维系和保护最后的那点“敌意”和“愤怒”的本能，同时努力做一个米兰·昆德拉意义上的“逃兵”：一个拒绝为他同时代人的争斗赋予一种意义的人，厌恶像一个小丑那样参与大写的历史的喜剧，从同时代人中分离出来、保持清醒……
刘月悦：想请问刘大先老师，您在很多场合都说过，2012年成为客座研究员这一契机，让原本并不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您走上文学批评的道路。现在，您已经成为相当“高产”且成熟的批评家。作为此刻刚成为客座研究员的我们想请教您，怎样能够利用好这一平台，加快自己的成长？
刘大先（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届客座研究员）：这个世界上有天赋、有学识、有思想、有见识的才俊不胜枚举，很多人只是缺少运气，缺少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平台而已。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提供了交流的平台，突破了地区、民族或者专业的局限，让我们从习惯了的“平流层”走出来，开阔视野。这当然会带来某种程度的不适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能封闭自己的心灵，多向别人学习，尽量突破和拓展自己既有的知识和观念。话说回来，平台固然重要，更主要的还是在自己。文学批评本来就并非某个固化的、狭窄的领域，它完全可以成为万取一收、表达自我的渠道，从文学出发，抵达更为广阔的生活。为此，我们需要真诚地陈述自我，也有勇气接纳他人的非议，并且不惮于承认自己的局限性。
罗雅琳：我想问李松睿老师，您关于现实主义的6篇系列文章（刊于《小说评论》2020年第1~6期），自己最喜欢哪一篇？接下来是否还有继续这项研究的计划？
李松睿（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七届客座研究员）：写作那组关于现实主义的文章时，我希望能突破有些僵化的论文写作模式，所以在文体上做了些尝试，每篇写法都有所不同。目前来看，第四篇《三体人的惶恐与“真”的辩证法》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写作时也更放松、更开心，所以比较喜欢这篇。自己也正在准备延续这一系列的写作，目前正在就现实主义文学的细节描写问题写一篇新文章，之前因为你就这一话题对我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批评，促使我要更深入地思考，所以准备和思考要更加充分。
石岸书：想请问黄平老师，您既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特别是1980年代文学史的研究者，同时也是文学评论家，想请问您对自己的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关系怎么看？您一以贯之的文学研究与文学评论的追求或雄心是什么？
黄 平（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届客座研究员）：就二者的关系而论，我现在比较怀疑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之间的界线，这条界线真的存在么？比如奥尔巴赫的《摹仿论》，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学评论？现在学科发展越来越细，这自然是好事，但一不留神，也容易滑向“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的处境。所以我觉得，可能没必要分那么细，无论做什么，这件事至少应该有意义。这个意义也不必太大，只要让身处其中的你我不觉得虚度光阴就好。写作既然是我们的生活本身，那就写一些让自己感到有意义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我现在的追求吧。
相 宜：想请问黄德海老师在研究中是如何做到史、诗、思并美兼善的，您追求与古今中外人文的沟通对话，可有什么能传授的“锦囊”？
黄德海（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届客座研究员）：做到史、诗、思并美兼善可以说是我们共同的理想。相比起来，你受的教育完整度和关注问题的开放性早就远远领先于我。如果作为一个虚长几岁的人有什么可以提出来跟你讨论的话，就是可以试着一直追问自己的兴趣。真正引导我们走入古人或任何经典抑或是研究课题的，始终是兴趣和由兴趣带来的惊奇。我这几年的写作，大部分就是跟着自己的兴趣走。兴趣和惊奇永远是最有效的。经过了一年多挂职锻炼，我想你已经从生活中学到了很多，那些生活教给你的东西会在未来中慢慢显现。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由中国作家网编辑陈泽宇策划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