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的长篇小说《苦难山》是一部中国现代革命战争史，其史诗型小说的构想是十分明显的。

在外在形态上，《苦难山》亦可视作若干部独立的中篇小说连缀而成，而线性叙事却被跳动的历史章节打断：兴安岭（上）：1934年—1945年，东北抗联抗日斗争；兴安岭（下）：1946年以后，东野转战东北战场；钟山：1937年，南京大屠杀；南岭：1949年渡江战役以后；大别山：1934年红军长征以后，南方游击战争；上甘岭：1950年以后，抗美援朝战争。这种结构，酷似于由秦汉“经卷”演化而来的“手卷”的形制，将四时景物绘于一轴，此即传统绘画的散点透视法，而其中每一局部，又形成一独立的焦点透视，览者徐徐展开，别有一番情趣。西元将古老的手法借来，转换为现代的小说章法。各个历史阶段的战争，以五座大山作为聚焦点和典型环境而锁定；空间分布的散漫，在内在肌理上又经人物命运的展开而融为一体。

小说与故事的关系难舍难分，对故事性的偏好，一直深藏在民间的审美心理中。西元的“美学突围”，即是在整体上摆脱以戏剧性、传奇性为圭臬的审美趣味，用现代的审美旨趣营构战争小说。阻击战是战争小说叙事中极为常见的情节，但不同的处理方式可以明显感受到两者的分野。在《保卫延安》中，周大勇所率连队掩护主力撤退，在重兵包围下越战越勇，其传奇色彩极为浓厚。《苦难山》描写了多场阻击战，其战斗之险恶，牺牲之惨重，尤其是撤离战场时重伤员的绝境，直令人唏嘘，师长有句话说，“这辈子最难下的命令是让一个连、一个排留下来打阻击……实际上就等于让他们同敌人同归于尽”，这无疑才是真正现实主义的书写。

西元选择五座大山作为各历史时期战争的空间坐标，并且冠以“苦难”为其共性，是耐人寻味的。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告诉我们，暴力是战争的本质属性，而暴力则是残酷的、惨烈的，是酿造苦难的。

《苦难山》对艰难困苦的历史现场进行了刻意还原，即便是高歌猛进的解放战争，选取的也是东北战场上的几场恶战，而抗美援朝战争则以最为艰苦的第五次战役，尤其是上甘岭为聚焦点。激战、苦战、恶战的场面描写很难出彩，所以旧时的演义小说每及于此，常用“只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的套语一笔带过，而古往今来许多作家则尽量绕开这一出力不讨好的场面，花大力气在战前战后落笔。西元采取的是正面强攻的方式，他甚至无意铺展一场战役战前的态势，略去高层领导的运筹帷幄，压缩中层领导的排兵布阵，以更为写实的叙事策略，去还原一场场具体战斗的残酷和战壕里的真实。

这种残酷与真实，最外在的呈现就是文字，《苦难山》以“打记事儿起，树生小子就看过无数颗被砍掉的人脑袋”起笔，为全书奠定了“苦难”的基调。这些被此前战争小说视为自然主义而刻意回避的文字，在小说中得到如电影特写镜头一样的定格和放大，给人以强烈冲击。

战争的残酷还有另一种常被人忽略的地方，克劳塞维茨谓之“劳累”，西元将其具体为一个“走”字。行军与作战是战争中军人生涯的基本环节，在尚未实现摩托化的年代，其“劳累”的一面，并没有得到文学充分的表现。《苦难山》将行走的苦难，一如战场的惨烈，一并推向了极致。抗联战士面对鬼子讨伐队的追剿，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奔走，冻死、饿死的惨状，令人不忍直视。即便是挟胜利之师挥军南下，追剿国民党残兵败将的急行军，也是极尽艰难困苦。军需助理员老崔，雪山草地都挺过来了，却在南下途中因腿伤不忍拖累部队，“自己拉了手榴弹”，倒在新中国成立前夜，令人唏嘘不已。

《苦难山》书写的抗联最艰难的时间段，主人公所在的抗联三路军老秃顶子支队不是越战越强，而是伤亡惨重，最后只剩下一人，这无疑是尊重历史过程的写实之笔，它丝毫不影响这支伟大的武装力量在抵御外辱中彪炳史册的功勋。小说有意避开了司令员（杨靖宇将军）气壮山河的殉国，而是选择了一对恋人悲情地赴死。“连长”携小张妹子脱队出走，“想要再拉起一支游击队”，是否无意间暴露了部队行踪而招致讨伐队围追，小说做了模糊处理以示留白，“连长”不待执行纪律慨然饮弹自尽，小张妹子更是队伍中一个异类，她的大学生、文青身份决定了她甘愿为“连长”殉情。这是战争小说中鲜见的爱情书写，这种另类的牺牲，通过老红军老何之口得到进一步补充。

战争对军人心理的杀伤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创伤及应激反应，是此前的很多战争文学不曾触及的，是《苦难山》中虽着墨不多但让人过目不忘的文字。我们看到“当敌人一百五十五毫米榴弹炮炮弹砸在战壕里时”，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竟然是没有活动，而从惨烈战场下来的人，竟然看到任何人都想拼个你死我活，面对首长中规中矩的表扬，竟会“一脚把装饭菜的铁锅踢翻”。

自古罗马的朗基努斯首次将“崇高”作为一个美学范畴提出以来，历经伯克、康德诸人发挥，已成为与“美”并列的被普遍接受的重要美学范畴，这也是中国军事文学最基本的美学质地。如果我们认同崇高感即是主体对客体精神上的克服，那么战场上军人的崇高感，往往来自面对血腥与死亡，即对抗异己的、对立的、强暴性的对象时，从内心激发起的情感反应，因此血腥场面的书写、反常心理的揭示，其叙事依据是非以此不足以营造战事的现场感，非以此不足以显现先辈经受的苦难，而对苦难和丑恶的直面是人主体精神强大的表现，则是现代美学给予的理论资源，因此战争小说的“苦难”书写，在此不仅具有了历史的含义、美学的含义，而且隐含了生命的痛苦及人生的悲剧性，有了哲学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