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大量翻译、引进西方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领域的文献。这极大地推动了思想界的解放，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文化形成了冲击。中国近代音乐界在坚持民族音乐复兴的背景下，提倡新的民族音乐的建构，努力实现新的民族音乐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有机统一。本文主要聚焦中国近现代民族音乐发展历程及其所形成的音乐观念，这对我们在当下如何更好地处理中外音乐传统、保持民族音乐的中国气派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一

回顾近代历史，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使中国人强烈地感受到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为此，孙中山明确提出“振兴中华”的目标，李大钊积极倡导为“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而奋斗。五四时期，各个政党和社会团体秉持类似的主张，致力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诸多主张民族复兴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先后出版，“‘中华民族复兴’论成为一种流行全国的强势话语”。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更是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抗战决心。

近代的中华民族危机，从表面上看是主权的丧失和疆土的沦陷，往内里看，中华文化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学者贺麟所说：“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因为中华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它不可能以“革命”方式引领中国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而近代中国要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就不得不向西方学习，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以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由此可见，近代中华民族的危机既是领土和主权的危机，也是民族文化的危机。在两难境地中，民族文化的复兴成为了近代中国的必然选择。

二

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强势入侵，中国民族音乐在中西沟通和交流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当时，一些人感受到了民族音乐的“内忧外困”。所谓“内忧”就是中国民族音乐自身受到了“靡靡之音”的困扰，渐渐失去了文雅和理性；所谓“外困”就是中国民族音乐感受到西方音乐的冲击。但更多的人意识到，文学艺术必须具有自己民族的特性，中国民族音乐绝对是西洋音乐无法替代的。

近代中国倡导民族复兴之时，民族音乐作为文化复兴的一部分，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认同。近代音乐界认识到，应该以音乐为先导，增强民众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萧友梅、王光祈、赵元任、黎锦晖、刘天华等人以振兴中华民族为宗旨，希望通过新音乐运动来改良民俗和启迪民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来自民间的音乐运动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他们也认识到，复兴民族音乐对国家和民生都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实现中国民族音乐的复兴，首先必须正确认识民族音乐和西洋音乐的关系问题。新文化运动前后，近代中国音乐界往往只看到中国民族音乐落后性一面，主张中国音乐向西洋音乐学习，而忽视了中国民族音乐的特点和优势。随着民族音乐复兴思潮的发展，中国音乐界对民族音乐的认识更加理性。如李凌认为，中国民族音乐遗产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从“雅乐”演进而来的“国乐”。国乐有部分歌功颂德或粉饰太平的东西，也有不少吟风弄月的作品，但也有不少是来自民间、反映人民生活的东西；二是民族音乐的主体——民间音乐，包括民歌、民乐及地方戏曲等。少数民间音乐是封建统治者麻醉人民的东西，但大部分作品还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具有人民性、健康性、革命性和艺术性。在艺术方面，冼星海等艺术家认为，民族音乐在歌词、曲调、旋律、节奏、和声、音阶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和优点。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音乐界对西洋音乐也有了更加全面、理性和客观的认知。一方面，人们认识到，西洋音乐的理论和技术，如“作曲法、和声法、乐理、创作、演奏方法等”，有它的先进之处。另一方面，更多人认为，西洋音乐并不全是好的。例如，有人提出，“西洋音乐的风味，固然值得欣赏，然而不能打入我们的心坎。”还有人认为，西方音乐在歌词和曲子的配合方面，有自己的节奏和高低，不一定适合我们民族的音乐。

既然中国民族音乐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西洋音乐也具有自身的弱点和适应性问题，复兴中国民族音乐就不能不考虑到中西方音乐的特点和优势，应努力实现两者有机的结合。

三

建构新的民族音乐是民族音乐复兴的主要目标。但是，如何建构新的民族音乐涉及到以中国民族音乐为主体还是以西方音乐为主体的问题。新音乐运动者坚持民族主义本位论，“要保存民族音乐的特质”，而且“要切合我国的需要而加以改进”。他们反对全盘西化论和国粹主义论，因为全盘西化论者盲目崇拜西洋音乐，轻视民族音乐的特点和优势，而国粹主义者极端维护民族音乐的地位，完全忽视吸收西方音乐的优点。

新的民族音乐需要新的民族内容和民族形式。新的民族内容是“反映着中国民情、风俗、文物和景色”，“还渗透着浓厚的民族的风尚和感情”。在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之下，新的民族音乐应该反映出“救亡内容”。新的民族形式是为大多数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运用各地方言和各地特有音乐方言来表达音乐情感和思想的形式，“从中国民间音乐如戏曲、舞曲、山歌、民歌、大鼓词、器乐曲……里去找出优秀的元素、特点”，“我们应深入研究，批判地接受那适用的部分，以充实新音乐”。

当然，也要积极吸收西方音乐的优长。中国音乐在学习西方音乐时，不仅要学习西方音乐的技术，更要学习西方音乐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中国音乐界必须坚持为我所用，将中国民族音乐和西方音乐两者调和地融合在一起，建立起融民族性和世界性于一体的新的民族音乐。“这种音乐才是我们民族、我们时代所要求的，是有民族性而又有世界性的。”

在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与复兴的呼声中，中国音乐界倡导民族音乐的复兴，建立新的民族音乐。他们强调新的民族音乐，既要接受民族音乐的遗产，又要利用西方音乐的理论和技术，将两者完美地融合于一体，形成自己的民族内容和民族形式，从而实现中国民族音乐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两者的统一。前辈们的这些探索，对于今天的音乐人来说，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系赣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