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曾这样论及读书：“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敢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读《朴：童庆炳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不由感慨，童庆炳先生正是这样一个有志、有识、有恒的读书人。

童庆炳先生读书，首先是出于热爱。家境窘困，不得已而辍学在家劳动的一年，在别人都去玩耍的夜晚，他却在小小的煤油灯下，将村里所有的书都搜罗来读；在战火纷飞的越南，他早出晚归，撰写了备课讲稿与作品注释，从《诗经》到《红楼梦》，近60万字；在地拉那，他从大使馆“偷”古籍来读，从《诸子集成》看到《二十四史》，又读巴尔扎克与《鲁迅全集》，有书为伴，不觉寂寞；行政、教学、科研三大重担压在身上的四年，他依旧要求自己每天早晨六点坐在书桌前读七个小时的书；“冷冻”两年，他的床头桌上和枕头边永远放着一尺多高的书籍和笔记本，夜深人静时仍神采奕奕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无论贫困或富有，忙碌或闲暇，无论在家乡还是远方，是学生还是老师，童庆炳先生没有一天放弃过读书。他很小便意识到：“不读书就没有文化，你的思想是贫乏的，你的见识是狭窄的，无外乎就是周围亲眼看到的这些有限的现实；只有书本才能给你提供想象，提供新的知识，让你看到新的世界，让你知道，在你之前有很长很长的历史，在你之后，还会有很长很长的历史，我们应该知道这些。”因此，他不时提醒自己：“知识一定要积累。力量靠厚积才能薄发。不厚积，靠爆发是爆不出来的。”于他而言，读书，是兴趣，是事业，更是孜孜不倦的追求，源源不断的动力。

童庆炳先生读书，又不止于热爱。在他看来，读书做学问有四种境界：第一境，看出门道所引起的兴趣；第二境，欲罢不能所引起的兴趣；第三境，获得成果所引起的兴趣；第四境，释放生命活力所感受到的幸福。童庆炳先生所赞赏的是第四种境界：“做出学问来，就会激发生命的活力。在做学问中生命的器官不但没有生锈，而是越来越敏锐。不但有学问的欲望，还引起人的感性与理性的一切力量的活跃。这样，人也就能期待生生不息，与天地相参，与万物合一……春意盎然的温暖的人生是每一个人的期待。”于是，他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文学理论研究事业当中，又用冰一样的冷静思索问题，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

童庆炳先生的阅读史有四点让我印象颇深。

一是广博。童庆炳先生读书从不拘泥于某一方向，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西方的，理论的、创作的，课内的、课外的……只要感兴趣的问题，他都去图书馆寻找答案。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刘勰、李白、杜甫、苏轼、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黑格尔、康德、席勒、马克思、恩格斯、普希金、别林斯基、卡西尔……也正因涉猎广泛，在做研究时，童庆炳先生才能博采众长，容纳百川。他始终觉得做文学研究不能局限于文学本身，文学理论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历史学、政治学、语言学、社会学……只有各种学问都有所了解，才能真正做到古今中外融会贯通。面对这广阔无垠的世界，面对这无穷无尽的知识，童庆炳先生坦言：“我没有理由做井底之蛙。我一定要在这文学的山川中永不疲倦地跋涉。”

二是专精。求学北师大，童庆炳先生深受李长之、谭丕模、陆宗达、黄药眠、钟敬文、启功、穆木天、刘盼遂、王汝弼、郭预衡、叶苍岑、徐世年、邓魁英、杨敏如等老一辈学者的影响，“他们对作品的分析、问题的理解，以及他们提出的一些新鲜的观点，乃至他们刻苦治学的精神和方法，都变成了一种学术的血液流淌到我的血管里，使我日后无论是提起笔写文章，还是走上讲台面对学生，我都会想到这位老师或那位老师。他们的教学作为我的积淀，成为了我人生历史的一部分，成为了我学术生命的一部分”。当然，童庆炳先生并非盲目的跟随者与模仿者，他始终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方法。做读书笔记，他更强调对书的理解，而非简单的摘抄，因而他的读书卡片往往散落在书中，要联系上下文才能显出意义。他喜欢背原典，觉得一首诗读十遍及以上，才能了然于心，理解透彻，真正变成自己的一部分。重要的书他总会反复品味，《红楼梦》读了无数遍，甚至有些章回都能背诵下来；即便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这样不能完全读懂的书，他也要一遍一遍去看，读到书页泛黄、封面破损还在继续细细参悟。他的夫人曾恬先生说：“新名词、新观念、新视角、新论点……扑面而来。他既不会对它们视而不见，也决不会轻易地向它们顶礼膜拜，他对所读的书永远用自己的‘胃液’去消化，消化不了的决不违心说‘香’。”（《老伴儿》）正是这样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造就了代表着一代学者精神风貌的童庆炳先生。

三是思考。读书之道，要在能“悟”，有终身事其业，而不解斯理者甚多。正如朱熹所言，读书“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童庆炳先生总能够钻进自己的研究对象中去，坚持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不掺杂私念。他强调文学作品的描写不应该是简单化的，其中应该蕴含着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的一种张力，单纯的歌颂与批判都不能寻找到文学的真实；他看到了中西文化生长于不同的土壤之中，虽有相似、相通之处，却又存在不完全一致的成分，相异才是主流。童先生始终关注现实、关注时代，几乎每一个所提出理论都密切联系着当代文坛、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教育的前沿问题、热点问题。

四是融通。迥异于大多数人所谓“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论断，童庆炳先生认为，学理论兼搞创作的传统由来已久，如茅盾、周立波、王蒙等都是既搞理论又搞创作的。他意识到，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是不同的——前者依靠理性，后者需要感性，但人始终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体，作家创作离不开理性，文学研究也不能完全脱离感性。“一个教师要是自己又能够写论文，又能够写小说，对学生影响很大。学生会对这个老师另眼相看，觉着老师不简单——他不但是这样说的，他还会这样做。说也能说，做也能做，他就是一个文学人。”童庆炳先生便是这样的一个“文学人”，他读书做学问，也不时从事文学创作——灵感来时，他会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回忆苦乐交织的童年，怀念善良宽厚的祖母，感怀恩师的馈赠教导，记录走过的山川大河；搞研究时，他常常把自己的切身经历融入论文，从具体的事例中感慨而发，娓娓道来。

童庆炳先生曾给自己的书斋起名“消永日斋”，它取自陆游晚年书房的一副对联：“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童庆炳先生的人生秉持“四书主义”——读书、教书、写书、卖书，始终围绕着“书”这一方小小的天地打转。但他不悔，不悔埋首书桌的日日夜夜，不悔成为一名学生、一位教师，成为一名读者、一位学者。倘若重新选择人生的道路，他说：“我的下一个选择还是这‘四书主义’，因为我感到充实。”童庆炳先生正是这样一个有志、有识、有恒的读书人，并因此而成为一个颇有建树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和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