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强调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反复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显示出我们党在理论探索上的新进展、新成就、新要求。所谓自信，是指对中华文化有深切的体认，在了解其历史、特点、贡献，以及生命力、创造力与魅力的基础上对其充满信心、自豪。所谓自强，主要是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华文化均保持了蓬勃的创造力，能够经受各种各样的挑战，并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永葆其旺盛的活力。文化的自信与自强，是辩证的统一体。二者各有侧重、各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没有自信，就不会有自强；而没有自强，也难以自信。在自信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自强，通过自强才能进一步增强自信。
一、进一步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自信
毫无疑问，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对中华文化认知的各种偏差、误区。比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印象式认知；只看表面不究本质的偏见式窠臼；把某一发展模式视为“历史终结”的单向式历史观等等，都是缺乏自信与自强的表现。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的自信与自强。
首先，要进一步深化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客观地、理性地认识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必然、发展进程、品格特征，以及体现出来的规律性意义。如农耕生产方式的作用，礼乐教化对社会生活及人格形成的影响，思维方式的整体性、感悟性、系统性，文学艺术的出现与劳动生产、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社会审美作用所具备的独特意义等。
其次，要进一步深化了解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种贡献不仅表现在古典文明没有中断这种整体性历史进程之中，还表现在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社会组织、价值体系等各个方面。有一些可能是人类发展进程中唯一的，有一些可能是难以跨越、不可回避的，有一些是属于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奠基性意义的，还有很多是走在前列的等等。古希腊与古罗马神话，是出现在人类“童年”时代的文明成果。但古希腊文明形成于公元前800年左右，距今不到3000年。而中国的创世神话则可上述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伏羲时代。这就是说，在不同的区域，即使是神话的“体式”也存在着不同的特点，为人类审美提供了各异的可能。
再次，要进一步深化了解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形态之间的异同。就是说，文明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这种多样性源于不同地域的人们从事的劳动生产不同，以及在其上形成的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形态。文明之间有很多共性的方面，这样人们才能够确认其是不是“文明”。但在这种共同性之上还有很多的差异性。不同文明之生产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认知却各有不同，组织结构、治理方式等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也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诗歌而言，中国古典诗歌从“二言”到“四言”，至《诗经》终于成熟。但在《诗经》为代表的四言之后，仍然不断变化。而欧洲的“诗”则是在与戏剧的结合中形成了史诗的形态。中国的文学重“意”，欧洲的文学重“理”。这又与其形成的自然历史条件相关。可见，不同的文明形态是有许多差异的。我们还不能简单地以某种既定模式来看待多样的文明。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在读到李白的《独坐敬亭山》时感悟到，欧洲文学中的诗歌实践，让人们习惯了运动感，习惯于欲望和激情，情感往往转瞬即逝。而面对敬亭山独坐的李白，却带给了我们完全不同的感受。他以自己的审美体验说明，不同的文明有其相异的品格。
第四，要进一步深化了解中华文明在遭遇危机与极端困难时的表现。所谓自信并不仅建立在文明的优长之上，还要看到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尤其要了解在遭遇重大挑战，甚至是生死存亡的挑战时，这种文明有什么反应，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各种典籍中了解到许多这方面的实证。如大洪水时代，中国人在干什么？在中国文化中出现了许多治水英雄。如早期的台骀，最具影响力的大禹，与大禹一起治水的伯益、后稷，以及失败了的鲧等等。在春秋战国的大分裂时代，中国的先人们在干什么？尽管各为其主，但目标却是统一天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追求。所以，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相关的英雄形象。这其中有义薄云天者，有舍生忘死者，有久久为功者，有忍辱负重者，有功成不必在我者，有运筹帷幄者等等，使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浩然之气。
最后，进一步深化了解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奋发图强、百折不挠、踔厉奋进取得的伟大成就。今天，我们国家的发展变化令世人瞩目。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人民的发展信念也越来越坚定。这应该是我们自信自强、不断进步的精神支撑。
但是，仅有自信还是不够的。自信必须建立在自强之中。如果自己强不起来，自信也难以维持。这也是有历史教训的。回顾人类文明，每当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总会有极具时代意义的文化形态、文化结晶出现。它们既是这一时代的组成部分，也是这一时代的影像、记录，甚至是这一时代的精神引领。在春秋战国这一大开大合的转折时期，中国出现了诸如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等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当然也是极为重要的文学家。同时也出现了诸如《易传》《周礼》《尚书》这样的具有奠基意义的文化成果，《春秋》《左传》《战国策》这样的文史哲一体的史传之作，以及《诗经》《楚辞》等开风气之先的文学作品。这些著作不仅在当时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化意义、社会意义，有的甚至被视为“经”“史”，具备了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意义，直至今天仍然是指引人类前行的精神财富。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来自东方的科学技术、生活方式，乃至审美方式均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特别是诸如《易经》《道德经》《论语》，以及被进行了各种改编的以“赵氏孤儿”为题材的戏剧在欧洲广泛传播。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文艺家，推动欧洲完成了从传统落后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些文化成果，既是属于那一时代的，也是属于今天的，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闪射着恒久的光亮。
二、文化的自信建立在自强之上
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在探求、寻找发展壮大的正确道路。这正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够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就是说，文化在历史进步的进程中，总是与时代同步的。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的自信必须建立在自强的基础之上。那么，什么样的文化成果才能满足“自强”的意义呢？大致来说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是能够提供新的文化样式。文化产品随着时代、媒介的变化而发展。比如，在戏剧出现之后，又出现了电影，而在电影出现之后，又出现了电视剧。现在，又出现了网络形态的各种艺术形式，如网络小说、网络视频等。虽然我们并不能说这种新的文化样式一出现就具备了“强”的品格。但如果没有这些样式出现，文化就难以顺应时代的要求，就会形成文化的“空白”地带。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已有文化样式中出现了新的探索与发展。戏剧就从早期形态的傩戏，发展到后来的诸宫调，再到元杂剧，再到明清传奇等。每一种变化都反映了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又如小说创作，新中国以来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形态与过去如五四时期的小说有很大的不同。近来，小说创作的态势又发生变化。这就是在强化心理世界的表现中更注重强化对现实生活的表达。这些新“质”就是顺应时代要求出现的新的文化样式。
其次是能够提供适应时代要求的思想与价值观。文化形态首先呈现的是外在形式，而其内在价值主要体现在作品所蕴含的思想与情感之中。尽管人类的思考一刻也没有停止，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对不同的社会现实会有不同的思考。一些思考可能会具有历史意义，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发挥作用。另一些思考可能只是具有了这种“历史意义”的萌芽，会伴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形成具有恒久意义的思想。还有一些思考则是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在某一问题解决之后，其意义可能就消失了。这些现象显现出思想的复杂性、多样性，但均属于人类文化的存在形态。文学作品应该提供人类思考的过程与结晶，其思想深度将反映一个时期内人类思考的深度。但是，这种思考并不是随意的、天马行空的，而是具有价值标准的。这种标准或隐或显地影响、制约着人的精神世界，显现出价值观的确立与变化。以婚姻而言，传统社会中人们习以为常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当社会形态发生改变之后，基于自由爱情的婚姻才被认为是符合价值观要求的。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提供了这样的价值观，表现出社会形态的改变——在根据地建立了新的人民政权之后，普通人婚姻形态的深刻变化，其中当然也包含着价值观的变化。近年来，表现脱贫攻坚题材的作品比较多。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攻坚环节。农村的变化将决定中国社会的变化，农民的进步亦将反映出国家的进步。因此，不仅要表现出农村经济的变化，而且更应该表现出农民精神的变化。这样的作品将为我们提供属于中国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与价值观，反映出今天中国人内在的隐秘变化及其作用下的外在的物质存在之变化。
由此，也就要求提供具有现实针对性的表达。现实生活是什么？在这样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文化或者说文学将为现实生活提供什么样的精神支撑、价值引导与审美启迪？优秀的作品从来都是体现出丰富而深刻的现实性的。它们会呈现出现实生活真实的形态与意义。但是，优秀的作品并不满足于对生活进行平面的自然形态的呈现，总是要表现出更具典型性、更能够体现本质性的追求，赋予生活以进步的力量。也就是说，这种呈现对现实生活有某种启示，能够表现人与社会进步的必然性，并增强了人的精神力量。在卡夫卡的作品当中，我们看到了现实社会对人的挤压，人的情感因此产生了严重的异化。由此，诸如《变形记》这样的作品就具备了深刻的批判性，提出了对新的更具人性的生活的期待。郭沫若的《女神》则激情澎湃地表达了上世纪初中国人民热切期待改造旧世界、开创新时代的情感愿望。
自强也表现在能够提供具有强大传播力、影响力的文化样式。要产生广泛的影响，作品就必须具备能够产生影响的基本品格。但就传播而言，情况比较复杂，并不是作品自身可以完成的，它受到包括市场在内的复杂因素的影响。虽然市场份额是衡量传播水平的重要标志，但并不是唯一的标志。传播也可能会受到传播手段、传播方式的影响。比如我们常说的“策划”与“运作”，那些能够满足市场要求的方式往往会收到好的成效。传播也会受到受众地域和观念的影响。如在比较封闭的地区，对外来文化显现出抵制、排斥的态度，或者存在“选择性”传播。传播也可能具有体现在时间的方面的不确定性。某一作家或作品在某一时间段内并不被人瞩目，但在另一时间段内却会受到极大的关注。比如陶渊明、莎士比亚、卡夫卡等就属于这样的作家。尽管这些属于传播的问题，是作品自身难以把握的，但创作者却可以要求自己更好、更生动地呈现所要表达的内容。大体来看，传播力与影响力是衡量文化强弱的重要标志。我们不仅需要更多的在世界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品，也需要世界各地研究探讨中国文化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同样是观照中国的一种“镜像”。如勒克莱齐奥与董强合著的《唐诗之路》，即是法国作家对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唐诗的研究成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法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感悟。
三、新时代文化工作者的责任使命
文化自强，必须有显现出“强”之品格的文化形态。就文学创作而言，要有能够表现时代意义、时代精神的高峰之作，为人民作传，为时代树碑，为天地立心。
要进一步深化对生活的了解把握。现实生活丰富多姿、活色生香，作家要加强提升个人素养，对生活的历史必然性有洞察力。所谓生活的历史必然性，首先包括历史中的生活，也就是曾经的生活。要从历史的脉络中了解民族的性格、风尚、行为方式、情感形态等，为把握现实生活的走向奠定基础。生活的历史必然性也体现在对现实生活的了解与把握中。要善于穿透表象，直抵本质，从偶然中发现必然，从细小中发现崇高，从失望中发现希望，从纷繁的碎片中发现具有规律性的趋势。生活的历史必然性也体现在现实生活的细节之中。要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平凡的、普通的芸芸众生中发现主题、题材、情节、语言，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实践中激发创作的灵感。
要开展积极的有意义的探索创新。艺术之树常青，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不断地为人们提供新鲜活泼、多姿多彩的审美形态。僵化就没有创造，守旧就难以出新。要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成分，融入体现时代要求的创作当中。要积极借鉴其他文化中于我有益的元素，实现中国化的“为我所用”。要善于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发现可资运用的资源，丰富我们的创作。要在创作实践中不断磨练、不断进步，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具魅力的优秀之作。
要进一步确立正确的创作导向。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就要牢固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从人民的立场、利益、情感、愿望出发。要有清醒客观的认知，努力表现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采，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要守牢初心，不为名利所惑，不为市场左右，不为浮躁而误，真正走下去、走进去，苦心孤诣、青灯孤烛，沉得下心来，受得了寂寞，一心一意只为写好时代之书，再攀文学高峰，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价值引领与审美启迪。
（作者系评论家，山西作协原党组书记、主席）